帮他解除隐患，心里倒觉得一阵放松，汗水也不出了，直对着杨金环的目光问：“陈文魁精神病的程度怎么样？”“应该说比较严重，”杨金环脱口说：“喜怒无常，记忆力受到破坏，已经呈现痴呆症状，对人冷漠得很，像是根本不认识一样，只是眼前的事情还有点记忆……”

“知道了，知道了——”杜金生的心情更加宽敞了，他走近杨金环亲切地说：“金环同志，我已经做了多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凭着我的经验和理智感觉到，陈文魁、黄春雁这代青年人和我那时候，包括你那时候都不一样了，不知这你感觉出来了没有……”他像是自己说，又像是对杨金环讲，说到这里似是问号，又不发问而带有一种自说自定的口气，言语并不生动，那口气，那神态，加上头上又冠一顶“场革委会主任”的皇冠，足以在杨金环面前显示出了持重而老练、权威而让她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杨金环呢，只好仔细地听着，是问话又没让你回答，只好眼睛不眨地听着。

杜金生瞧着杨金环脸上稳定的目光，晃动了两下胖乎乎的头，又侃侃而谈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股烈火，把他们烧得情绪激烈，易激动又易愤怒，不要看表面，从内涵来讲，他们不少人感情和道德的防线是那么脆弱而易攻、易破……”他停停，又说：“你说的陈文魁就是眼前活生生的例子，我想知道黄春雁是个泼泼辣辣，还是个怕苦怕累的姑娘？”“怕苦怕累——”杨金环脱口而出，“一心一意想返城。”

“这不就结了——”杜金生得意地一笑，说：“如果给她退回来，她要是再得了精神病还算好一点，要是再寻死上吊怎么办？”“杜主任，我可没想那么多，”杨金环眨了一下眼睛，忙说：“要是那样，更好，是老天对她的报应，她那就是自作自受。”

“不能——不能啊——”杜金生把一副长者又是领导的身份显露的淋漓尽致，“我是场革委会主任，你是连队家属队的队长又兼连队妇女主任，大小也是个头儿嘛……”这句话让杨金环一下子把距离和他拉近了。杜金生从杨金环的脸色和眼神里看出了她对他的敬畏，语言和神情更加有神采了：“群众都说我们是父母官，这父母官是什么意思，恐怕我就不用说了，况且这帮小知青还都是些孩子……”杨金环越听越敬，禁不住问：“杜主任，你的意思是就这么样了？”

“不，不能——”杜金生摇摇头，“我们既是父母官又是领导，哪能见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就这样了呢。既要尽父母官的心情，又要尽领导的责任，就这么样那是什么也没尽。我的意思是，你到学校去一趟，可以把陈文魁得精神病的消息告诉那个叫黄春雁的姑娘，看看她的反应，然后我们再做考虑怎么办，你看怎样？”“杜主任——”杨金环站起来，心里一阵感激说：“还是当领导的想得周到啊。”

杜金生笑了：“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这是我多年的领导经验了。”“杜主任——”杨金环笑着说：“您这么一说，我亮堂多了，这样吧，我就不回连队了，直接到县城坐火车去省城。”

“好、好……”杜金生连连称赞：“太好了！”

第二天一早，徐亮坐火车来到了省城，连饭也没顾得上吃，急忙按着陈文魁填写的《知青登记表》里的记载找到了他的家，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后，陈文魁的父母先是十分热情，又让座，又泡茶，等他把来的事由简单刚一说，两位老人几乎都要晕厥过去了，一时没说出话来。

陈文魁父亲叫陈荣焦，看上去有六十多岁。徐亮没有心情问这位老人多大年纪，什么时候退休的，退休前做什么工作，他只是从陈文魁的登记表里得知其已退休。从他那脸色，从他倒茶的双手看，肯定不是第一线的工人。他说话沉稳，一看就能察觉出是个见过世面懂情理的人。陈荣焦惊愣之后说：“徐指导员，我家文魁为人诚恳、大度，懂人情也明事理。他春节回家探亲，还有来信常说的，都是热爱北大荒的话，想在那里干出点事业来，一般情况下不应该得这种病，即使为对象不和他相处了，也不至于……”

“就是啊——”陈文魁母亲在一旁簌簌地落开了泪，“我家文魁怎么会得这种病呢。”这位老人要比陈荣焦要小几岁，是位很淳朴的老人，没有名字，因为姓李，嫁给陈荣焦后大名就叫陈李氏，身板、长相和举止很像农村那种小庄户人家，一副经不住风雨的样子。

“老人家，”徐亮瞧瞧陈李氏又瞧瞧陈荣焦说：“和你们说的一样，连队里的领导和知青包括家属们对文魁的印象都很好。我觉得，主要是文魁这小伙子太痴情了，为人太诚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