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思想罪人，没有文字狱。这给文化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第二是现代科技的普及，专业创作的垄断权也随之改变。比如以前我们送稿到出版社，出版社经过初审、二审、三审，还要交到宣传部。现在程序还是那些程序，可电脑手机已经普及了。晚上起来撒尿，突然想起一个段子，躺在被窝里群发就发表了，有无稿费是另外一个概念。第三是群众性的文体活动蓬勃发展。比如广场舞——大量人群每天自觉自发、无政府组织的这种活动，也是过去历史上没有的，这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第四是文化杂交。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产生强大的文化杂交优势，出现世界集成的文化兴起。现在除了我们自身的民族文化以外，杂交优势仍然存在，又加上西方文化的介入，必将产生新的文化杂交优势。但单纯这样说有拍马屁之嫌，我们仍面对着空前的困难。西方文化对我们不仅仅是介入，可以说入侵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在竞争面前，显得非常软弱。所以文化杂交不单纯出优势，也会出劣势。甚至现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都是杂交出来的。

问：杂交出来的？

二月河：西方形成自己一套理念时，相对要比我们成熟。我们现在抛弃了自己的东西，把人家不成熟的东西，或者说不好的东西拿过来了。比如说“金本位”。我们本来就有对“官本位”的崇拜，加上“金本位”的冲击，“官本位”加上“金本位”是什么东西？不就是腐败？这就是西方的恶劣文化和东方的恶劣文化混在一起产生的恶劣杂交品种。

所以，我们对国学、西学都要进行分析，解剖。这事需要有专家学者来做。需要有人给他们发工资，需要有这样权威的机构建立起中国人的现代圣贤集中地。没有这样的机构，提供不了这样的平台，单凭个人努力、几个人在那里叫嚣，出来一个二月河之流的人嚷嚷着叫人“好好过日子”，能把这项工作做好么？他们听么？这个事业需要国家民族、我们的家庭学校共同关注。

把思考通过历史写作展现

问：你对西方的民主与宪政，乃至于西方的写作有过研究么？

二月河：我真的都没有研究。自从开始写作以后，除了偶尔翻翻《红楼梦》，我基本不读任何文学作品，更多是阅读清史资料与清人笔记。像莫言、三毛等作家的作品，以及一些新潮作品，我都没读过。不是我自大，我害怕读过人家的作品以后，会在我的作品里不自觉受到影响。我不说是抄袭，至少有模仿之嫌。我要尽可能造成“落霞系列”是二月河写的。写完以后，我视力又不行，更无力阅读当代小说。但我不小看任何人，我也有我的自尊。我在自尊前提下，也尊重别人的创作。

问：写作“落霞系列”前后，还有哪些思考？

二月河：“落霞系列”总体来讲是写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辉煌，像晚霞一样绚丽。接着太阳落山了，黑暗来临了。所以当初写完之后，我想再写“陨雨系列”。“陨雨”是什么意思？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东西方文明碰撞，我们的文明失败了，碰得粉碎，犹如“陨雨”一般地壮观坠落。这一系列里包括太平天国、香港沦陷、热河政变、曾国藩的崛起，还涉及义和团等等，写作规模将比以往大一倍。但写《乾隆皇帝》还剩十万字时，我中风了。我暗说可能是自己野心太大，请允许将这十万字写完，我就放弃掉。后来我又写了一部七八万字的《爝火五羊城》，实际上是“陨雨系列”的序。

我认为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皇帝应该对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负历史责任。我曾给四十三位来南阳的中科院院士做演讲。我说诸位先生，我知道你们在所属的领域里都是太阳，学生仰望你们时，就像葵花向着太阳。可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他是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医学家、物理学家、农学家，还精通七门外语。我说没有。然而，康熙帝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和俄国彼得大帝属同一时期。在个人素质、执政能力、执政经验，以及对国家治理的情况等各方面，他都比彼得大帝强。但他在晚年，没有像彼得那样将工业革命的兴起引入中国。他实行了海禁。而开了海禁以后的贸易情况如何呢？输出的是中国丝绸、瓷器、茶叶、药材、染料，运进来的是一船船的银子。这样的贸易顺差，现在哪里找去？海禁开了二十年，突然停止了。如果不停，随着商贸来往，工业革命兴起进入，中国又会是什么样？所以，我说康熙是“中国的潘多拉”，将希望光明扣在盒子里，飞出了战争、饥饿、瘟疫。如果当时他思路再开阔一点，不受周边一些小人的蛊惑，害怕明王朝复辟，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