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她由西安坐汽车来到了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可是贺子珍还是坚持要走。

事后，谢觉哉曾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贺子珍由兰州坐汽车来到新疆迪化，在那里等待着搭乘飞往苏联的飞机。

毛泽东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希望她回延安。后来，又给她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是一位个性倔强的女性，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张闻天夫人刘英，当年曾与贺子珍一起去苏联。刘英这么回忆：

我同蔡树藩、钟赤兵和徐梦秋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离开延安的，到西安时增加了一个贺子珍。她那时正怀着身孕，是同毛主席闹了别扭跑到西安去的，已经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阵。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打通了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的交通线，有条件把我们这些病号、伤号送到苏联去治疗。我们这一行中，蔡树藩打仗时被炮弹片削掉了右胳膊；徐梦秋冻坏双腿截肢；钟赤兵在长征中右腿负伤锯了。他们都要到苏联去配假胳膊、假腿。我在长征中犯下了肠胃病。这时又染上了肺结核，延安没有药治，送到苏联去。

我们一行到兰州时，遇上王明回国，斯大林派专机送他们，也到了兰州。王明架子大，要陈云同志来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打电报同延安联系飞机着陆等事，顺便看望我们，送我们一百美元改善生活。我们交给了办事处主任谢老（觉哉）。

在兰州，我们乘上运军火的飞机到迪化。这时，邓发已从苏联回国，担任迪化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从他那里知道，苏联一九三七年起肃反搞得很厉害，同被捕的苏联人稍有牵连的中国人不少被抓。同行的徐梦秋，听邓发讲了苏联情况很害怕，盛世才又留他，于是他就没有继续走，在迪化当了新疆的教育厅长。后来此人跟着盛世才叛变了。

从迪化坐汽车到阿拉木图后，我们就搭上了西伯利亚大铁道的火车，直达莫斯科。在柳克斯公寓，王稼祥同志（这时他代替王明任驻国际代表）来，交代我们千万注意，不要同过去认识的苏联人和中国人随便接触、联系，不然要惹麻烦的。后来，为治疗方便，稼祥又把我们安排到郊外东方大学分校住。看病由苏联同志陪着，进城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即皇宫医院）。

我一直同贺子珍在一道。经过一年多治疗休养，我的肺病、肠胃病有很大好转，人也长胖了。她的情况却反不如前。她到苏联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养到六个月不幸夭折了，葬在后面花园里。她伤心之极，天天到坟上去哭。毛主席又不给她写信。收到过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望你好好学习之类，所以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

贺子珍是在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后不久，生下了她的第六个孩子。她以为既然来了，既然进了东方大学，那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不急于回延安。

遗憾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江青夺走了她的所爱。

她的命运多舛：新生的儿子，才十个月，就因感冒转为肺炎而早逝！

就在她沉浸在丧子之痛时，从延安又传来令她心碎的消息——她听说过毛泽东重新结婚了，但是她一直将信将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直到一九四九年回国之后，她才确信自己走后被江青钻了空子，铸成大错。她大哭了一场。

贺子珍后悔莫及。这是她终生的后悔。可是，后悔已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