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到延安后一个多月，徐明清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她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样，她离开了西安，也到了延安。她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那时，王观澜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那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是部、科二级制。陈云、李富春为正、副部长。

王观澜准备与徐明清结婚。他与她是同乡，上中学时认识。王观澜家在临海城里。徐明清家在农村，上中学时进县城。进城后她在女子师范上学，他在浙江省立第六师范上学，虽然都在临海县城，但是男女分校，本来不见得会相识。很巧，徐明清的同桌女同学包玉珍，是王观澜家邻居。徐明清常去包玉珍家玩，认识了王观澜——他原名金水，字克洪。后来，王观澜和徐明清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志同道合，又有同乡之情，也就越来越接近。一九三七年底，王观澜和徐明清在延安结婚。结婚仪式很简单，当时在延安的“合作社”吃顿饭，毛泽东、洛甫（张闻天）、李富春、蔡畅都来吃饭，就算是“婚礼”。

结婚前，徐明清用的名字是“徐明”。她在中央党校学习，恰巧班上有个男同学也叫徐明，是北方人。谁喊了一声“徐明”，两个徐明一齐答应。哪儿寄来一封给徐明的信，两个徐明都嚷嚷着要看信。为了区别于那个“男徐明”，王观澜给妻子的名字加了一个字——“清”。王观澜说：“明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又明又清，多好！”从此，她的名字就叫徐明清。

徐明清对笔者说：“现在，有的书上说我和江青一起改名，混入延安。那是胡扯！我是组织上调我去延安的。我到中央组织部报到时，介绍信上写的名字也是徐明。我的改名，中央党校的同志们都知道的——因为两个徐明在党校曾传为笑谈……”

徐明清在中央党校学习期满后，分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妇女科副科长，科长为长征女干部张竟秋。后来又担任中央妇委委员和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

进延安之后，江青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找过徐明清。她们之间，仍叫惯了“一冰”、“李鹤”。

据徐明清告诉笔者，江青初到延安，领导上为了考验她，曾派她到农村做调查工作。那时，陕北农村中流传着顺口溜：“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稀汤，臭虫称大王……”这顺口溜形象地勾画出当时陕北农村生活的艰苦。来自大上海的江青，在陕北农村的表现还算可以。

为了审查江青的历史，组织上曾找徐明清了解。徐明清当时为江青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这份材料迄今仍保存在中央有关部门。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跟江青的接触，如实写了江青的情况。诚如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份文件中涉及徐明清同志历史问题时所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中央组织部审核，徐明清同志在延安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有党的关系，是实事求是的。”

这就是说，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再入团的？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十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部。

不过，黄敬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到达山西太原，向周恩来、刘少奇、彭真汇报工作，十一月进入山西五台县（太原东北部）。在他去太原和去五台之间，是否曾去过一趟延安，不得而知。如果去过延安的话，则正好是十月。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

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黄敬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

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原名许勉文，浙江绍兴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