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她是从西安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北行，朝延安进发。正遇大雨，半途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仍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她从未骑过马，勉强骑了上去，十分艰难地前进，总算到达延安南面八十公里、位于洛河之滨的洛川。

很巧，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召开重要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据江青自云：

“当时，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开会，我甚为惊慌，深恐在他们面前昏倒，但仍决心会见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他们全体都出来迎接我（对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这样盛大的欢迎也说不定），我心里想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还好，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后来听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不时夹杂着“吹牛”的成分。诸如“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全体都出来迎接我”之类，便属“吹牛”。

不过，由此倒可以确定江青到达洛川的时间——因为洛川会议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在洛川，江青搭上一辆卡车，终于来到延安。

由此，也可以确定她到达延安的时间，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底。

第一次见到延安的宝塔山，见到延河，见到旧城墙，见到南门上刻着的“安澜”两字，江青都显得新鲜、激动。

喝着小米粥，生活在头上包着毛巾、身上穿着蓝布衣服的陕北农民中间，这跟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有着天壤之别。没有自来水，只能在混浊的延河中洗衣。苍蝇飞舞的茅坑代替了抽水马桶。漫天风沙代替了上海滩舞厅里的香风。

她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和江青差不多时候来到延安的，还有上海的女演员李丽莲。她参加过四十年代剧社演出《赛金花》，也在由夏衍编剧、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压岁钱》一片中，饰演过张曼一角。

江青来到了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这倒不是审查她作为电影演员的历史，因为她随身带着的那本剧照相册以及李丽莲都足以证明她确是上海的影、剧演员，而且所演的戏、电影一般都是属于左翼的。

问题在于她的党籍。她深知，进入延安，党籍是至关重要的。她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在青岛由黄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可是，这年七月，当黄敬被捕、她仓促逃往上海之后，就跟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尽管她来上海时，所接触的田汉、徐明清都是中共党员。黄敬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时，在北平恢复了中共党员身份，所以后来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领导职务，而江青在上海却没有恢复党籍。正因为这样，她从上海来到西安，找到徐明清时，并没有带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也正因为这样，她进入延安，要求恢复党籍，中共组织不能不对她进行审查。

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

据郭潜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

“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九至十月发生党籍问题。

“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九、十两月。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十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六个月。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教过江青。”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说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决又不行。在上海，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的到来，使她欢欣鼓舞。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