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苹，总是脚踩两只船：

在生活上，既跟唐纳同居，又跟小俞来往；

在创作上，既争斗于银幕，又纠纷于舞台；

在政治上，既混迹于“左翼”，又来往于……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在上海去世。作为“左翼”电影演员，蓝苹曾参加鲁迅葬礼，并发表了《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

一个挨着一个，静默地向前移动着。

当我挨到了棺材前的时候，突然一种遏制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泪水涌满了眼眶，同时从深心里喊出：

“鲁迅，你再睁一下眼睛吧！只睁一会儿，不，只睁那么一下！”我张大了眼睛期待着。但是他没有理睬我，仍旧那么安静地睡在那儿，像是在轻轻的告诉我：“孩子，别吵了，让我安静一下，我太疲倦了！”于是我带着两汪泪水，一颗悲痛的心，悄悄地离开他，攒进了那个广大的行列。

这种难以言喻的哀痛，在不久以前曾经苦恼过我一次：在看复仇艳遇的新闻片里，我看到另外一位斗争到死的伟人——高尔基。我看到高尔基生长的地方，又看到他老年来那种刻苦的精神，最后那个占领全银幕的，紧闭着眼睛的头，使我像今天一样的噙着眼泪恳求着：“高尔基！再睁一下眼睛吧，那怕只睁一下！”但是……

我像一个小孩似的，在戏院里哭了。

由于千万个人组成的那个行列——那个铁链一般的行列，迈着沉重的，统一的大步走着。无数颗跳跃的心，熔成一个庞大而坚强的意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事业，我们要为整个民族的存亡流最后一滴血！

太阳像是不能忍受这个哀痛似的，把脸扭转在西山的背后。当人们低沉的哀歌着“请安息”的当儿，那个傻而执拗的念头又在捉弄我：

“复活了吧，鲁迅！我们，全中国的大众需要你呀！”

没有一点儿应声，只听见那刚劲而悲愤的疾风在奏着前夜之光。

黑暗吞没了大地，吞没了我们的导师。每个人像是失去了灵魂似的，拖着滞重的脚步，跨上了归途。

但在每个心头都燃烧着一个愤怒！

应当说，二十二岁的蓝苹，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表明她确实是“左翼”电影阵营中的一员。

当然，在“文革”中，说三十年代的蓝苹是“跟鲁迅站在一起，并肩战斗”，这又未免言过其词了。

江青在与美国维特克的谈话中，这么吹嘘道：

鲁迅在《申报》“自由谈”里称赞我，我没有见过他。他是看了我的戏。我演了《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其实我不想当明星，一举成名，电影老板都来找我订合同。但“四条汉子”，就是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搞分裂，想搞死我。你知道，中国有个女明星叫阮玲玉被迫自杀了。他们想逼我当阮玲玉第二。

“四条汉子”提出国防文学，是典型的汉奸文学。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就是两个口号之争。于是他们围剿鲁迅，我也是当事人，被围剿……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最主要的是领导文艺运动。那时鲁迅是革命文艺旗手，是对我很赏识的，不仅对我的戏，对我的文章，对我这个人。鲁迅说我是个真正的革命女性……

哎，真惨啦，在那个时代，鲁迅贫困交加，生了肺病，国民党迫害他。“四条汉子”围攻他。

一九三六年鲁迅病逝了，我们组织上万人的大游行，也就是送葬行列。我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一排人手挽手，昂着头，你想想，那有多么神气。我一点都不害怕国民党特务……

她明里是“左翼”演员，然而，暗里又与“右翼”文人眉来眼去。

一九八二年，香港的《百姓》半月刊，连载了数万言的长文《上海岁月话江青》。

此文作者，乃崔万秋。

上海的“老报人”都熟知此人——他是当年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然而，这只是他为人们所知的公开身份。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的档案中查获，崔万秋为“军统”上海特区直属联络员。

历史的安排，竟是那样的奇妙：在“文革”中，江青和张春桥同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同任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三十年代，同在上海，同时跟崔万秋取得了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