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校,不能作保。于是,孙达生请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开具证明,为江青作保。
出狱时,要办理例行手续。江青在印有“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决不参加共产党活动”之类句子的单子上签了“李云古”(江青在狱中所用的化名)。然后,她交保获释。
当时孙达生用的名字是“宋介农”。所以,江青把宋介农列为她的历史证明人之一。
孙达生说,由于江青突然被捕,而出狱后组织上要调查她在狱中的表现,所以关于她重新入党之事,也就搁了下来。
笔者问孙老:“江青在被捕前夕,即一九三四年九月,左翼教联党团组织既然已经同意吸收江青入党,那么江青算不算已经重新入党了呢?”
孙老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从组织手续上说,当时我作为党组织的代表,而且又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找她谈了两次,就算办理了重新入党的手续。在当时,党处于地下状态,不可能召开支部会议讨论新党员的入党问题,由党组织的代表找入党申请人谈话,就算是办理这一手续。一旦入党申请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就是党员了。江青的申请,当时已经获得上级党组织批准,所以可以说她已经重新入党。但是,江青本人还不知道党组织的这一决定——她在获知这一决定之前被捕了!在她被捕之后,党组织听说她在狱中的表现不是很好,所以在她出狱之后,没有让她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她的重新入党问题,也就搁置下来。正因为江青本人不知道在她被捕前上海党组织已经批准她重新入党,所以后来她到了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审查她的党籍问题时,她并没有说起在上海的这一段特殊情况……”按照孙达生所说,江青入党经历应是这样的:
一九三三年二月,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三年七月,俞启威在青岛被捕,江青匆忙逃往上海,失去组织关系。
一九三三年秋,在上海由徐明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为陈企霞;
一九三四年九月,经上海左翼教联党团组织同意,孙达生为入党介绍人,重新吸收江青入党,但是党组织还没有通知江青本人。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江青在上海被捕,她的重新入党问题被搁置。
一九三七年十月,由黄敬、徐明清等提供证明,江青在延安恢复党籍。
孙达生记得,出狱之后,江青无处落脚,十分狼狈。黄敬在上海有家,但黄敬生母根本不承认她是儿媳妇,不准她进家门。黄敬的大母的家也住在上海,总算允许她暂住。江青那时生病发烧,因尚在监护期间,不敢随便出门。她不断给孙达生等打电话,要求教联给予帮助。
就在这时,很巧,徐明清的母亲生病,发来电报。徐明清准备回浙江临海老家探望。教联询问江青,愿不愿意随徐明清去临海乡下暂避风头?江青同意了。
一九三五年初,春节将至,江青接到黄敬的来信,要她去北平。于是,她离开了临海,前往北平。
此后,江青改用艺名“蓝苹”,步入上海影剧圈,成了明星。
这时,由于江青脱离了教联,也就和孙达生联系不多了……
后来,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孙达生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见到江青。这时,江青已经与毛泽东结婚了。江青仍喊孙达生为“老宋”——她并不知道当年的宋介农,已经改名孙达生。
几天后,江青打电话给他,约他到中央军委合作社,吃点东西,叙叙旧。
他去了。记得,那天江青向他谈了别后的种种情形。孙达生提醒她道:“延安和上海不同。你现在的地位也和过去不同了。你可要注意呢!邓颖超可以同周恩来一起出席报告会并解答问题,刘群先可以和博古一起在晚会上对口唱无锡景,孟庆树可以和王明一起骑马郊游,可以在晚会上男女二重唱苏联歌曲……你跟这些夫人相比,革命资历要差得多,务必谦虚谨慎。”江青听罢连连点头。她说:“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见,多加注意。”
分别时,江青紧握着孙达生的手,显得十分激动。
那时,孙达生在延安柳树店抗日军政大学二大队讲课,跟张浩住得很近。张浩本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张浩曾向孙达生问起江青在上海的表现,孙达生如实作了答复。
一九三九年五月,孙达生上前线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江青……
孙达生回首往事,对我说道:人是在不断变化的。江青后来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