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校，不能作保。于是，孙达生请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开具证明，为江青作保。

出狱时，要办理例行手续。江青在印有“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决不参加共产党活动”之类句子的单子上签了“李云古”（江青在狱中所用的化名）。然后，她交保获释。

当时孙达生用的名字是“宋介农”。所以，江青把宋介农列为她的历史证明人之一。

孙达生说，由于江青突然被捕，而出狱后组织上要调查她在狱中的表现，所以关于她重新入党之事，也就搁了下来。

笔者问孙老：“江青在被捕前夕，即一九三四年九月，左翼教联党团组织既然已经同意吸收江青入党，那么江青算不算已经重新入党了呢？”

孙老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从组织手续上说，当时我作为党组织的代表，而且又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找她谈了两次，就算办理了重新入党的手续。在当时，党处于地下状态，不可能召开支部会议讨论新党员的入党问题，由党组织的代表找入党申请人谈话，就算是办理这一手续。一旦入党申请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就是党员了。江青的申请，当时已经获得上级党组织批准，所以可以说她已经重新入党。但是，江青本人还不知道党组织的这一决定——她在获知这一决定之前被捕了！在她被捕之后，党组织听说她在狱中的表现不是很好，所以在她出狱之后，没有让她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她的重新入党问题，也就搁置下来。正因为江青本人不知道在她被捕前上海党组织已经批准她重新入党，所以后来她到了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审查她的党籍问题时，她并没有说起在上海的这一段特殊情况……”按照孙达生所说，江青入党经历应是这样的：

一九三三年二月，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三年七月，俞启威在青岛被捕，江青匆忙逃往上海，失去组织关系。

一九三三年秋，在上海由徐明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为陈企霞；

一九三四年九月，经上海左翼教联党团组织同意，孙达生为入党介绍人，重新吸收江青入党，但是党组织还没有通知江青本人。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江青在上海被捕，她的重新入党问题被搁置。

一九三七年十月，由黄敬、徐明清等提供证明，江青在延安恢复党籍。

孙达生记得，出狱之后，江青无处落脚，十分狼狈。黄敬在上海有家，但黄敬生母根本不承认她是儿媳妇，不准她进家门。黄敬的大母的家也住在上海，总算允许她暂住。江青那时生病发烧，因尚在监护期间，不敢随便出门。她不断给孙达生等打电话，要求教联给予帮助。

就在这时，很巧，徐明清的母亲生病，发来电报。徐明清准备回浙江临海老家探望。教联询问江青，愿不愿意随徐明清去临海乡下暂避风头？江青同意了。

一九三五年初，春节将至，江青接到黄敬的来信，要她去北平。于是，她离开了临海，前往北平。

此后，江青改用艺名“蓝苹”，步入上海影剧圈，成了明星。

这时，由于江青脱离了教联，也就和孙达生联系不多了……

后来，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孙达生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见到江青。这时，江青已经与毛泽东结婚了。江青仍喊孙达生为“老宋”——她并不知道当年的宋介农，已经改名孙达生。

几天后，江青打电话给他，约他到中央军委合作社，吃点东西，叙叙旧。

他去了。记得，那天江青向他谈了别后的种种情形。孙达生提醒她道：“延安和上海不同。你现在的地位也和过去不同了。你可要注意呢！邓颖超可以同周恩来一起出席报告会并解答问题，刘群先可以和博古一起在晚会上对口唱无锡景，孟庆树可以和王明一起骑马郊游，可以在晚会上男女二重唱苏联歌曲……你跟这些夫人相比，革命资历要差得多，务必谦虚谨慎。”江青听罢连连点头。她说：“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见，多加注意。”

分别时，江青紧握着孙达生的手，显得十分激动。

那时，孙达生在延安柳树店抗日军政大学二大队讲课，跟张浩住得很近。张浩本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张浩曾向孙达生问起江青在上海的表现，孙达生如实作了答复。

一九三九年五月，孙达生上前线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江青……

孙达生回首往事，对我说道：人是在不断变化的。江青后来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