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迎春花在几天内黄灿灿地都开了。一九九三年四月，当我住进位于玉渊潭公园之中的望海楼宾馆，便置身于一片黄色的海洋之中了。那里离王观澜夫人徐明清的住处不远。当我给她打了电话，她马上热情地说：“欢迎！欢迎！”

已经八十有二的她，身体还不错，不时外出开会，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虽说走路时已显得蹒跚。

这一回，徐老除了向我补充讲述了有关江青的一些情况之外，特地向我推荐了她的老战友孙达生。她说，孙达生也是江青三十年代历史的重要见证人，建议我去采访孙老。她告诉我，江青本人也曾把孙达生列为历史证明人之一。

她给孙达生打了电话，于是，我跟孙老约定了见面时间。

孙达生住在北京的西北郊。年已八十有二的他，瘦削而灵活，确实有点“孙大圣”的“风度”。

说起他的名字的来历，孙达生哈哈大笑，用一口纯正的东北话对我说道：江青被捕后，曾向中央专案组提及有个名叫“宋介农”的人，可以证明她的三十年代的历史。可是，专案组查来查去，查不到宋介农其人。后来，还是从徐明清那里得知，宋介农就是孙达生。再一查，孙达生的工作单位在“文革”中已内迁到四川。赶快派人赴四川，到了那里，才知孙达生正在北京治病。于是，重返北京，才找到这位“孙大圣”！

孙达生确实姓宋，一九一一年出生于吉林双辽县，原名秉全。后来，他在上海学习农业专业，遂改名宋介农。一九三三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江青——那时叫李云鹤，从山东来到上海，所以她只知道他叫宋介农。

至于他怎么会叫孙达生，内中有一番趣事：那是中共地下组织考虑到他是东北人，便派他前往张学良的东北军工作，需要改名换姓。改什么名字好呢？当他请张学良的好友杜重远先生写介绍信时，杜重远给他起了个名字“张万发”。介绍信写好时，他细细一思量，觉得姓张不好，因为他是东北人，姓张容易叫人误以为他是张学良的什么亲戚。杜重远以为言之有理，拿起毛笔沉思了一下，把“张”字略加改动，变成了“孙”字，从此他便叫“孙万发”！

这位“孙万发”持杜重远的介绍信去见张学良将军手下的军长王以哲，马上就被任命为少校秘书，人称“孙秘书”。凭着少校军衔，他免费乘坐火车软席，往来奔走，做着中共地下工作。

后来，他在西安事变之后，生病需要住院。这时张学良在南京被拘，他这位“孙万发”秘书也引起注意。住院时填病历卡，刘澜波替他写上“孙达生”。他问刘澜波为什么给他取名孙达生？刘澜波笑谓：“孙达生”，孙大圣的谐音也。你瘦削机灵，身份又千变万化不正是孙大圣吗？

不久，他来到延安，就用“孙达生”这名字。不料，这名字一用竟用了一辈子，以至现在身份证上都写着孙达生。他的本名只有在填写履历表时才提到。

在说罢“孙达生”的来历之后，他跟我谈起了江青。

江青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江青匆匆离开青岛前往上海时，未带中共组织关系。徐明清见到她表现不错，便发展她为共青团员。田沅在那里教日语。孙达生也在那里工作，结识了江青。

孙达生记得江青那时在工学团教唱歌，排练话剧，刻腊纸，印传单，颇为活跃，工作也积极。那时的生活颇为清苦。有一回，江青说施展手艺，炒了一盘青菜，孙达生和朋友们吃了都说味道很不错，后来才发现他们半个月的油都用光了。

江青提出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并向徐明清、孙达生说明了她在青岛加入过中共。可是，由于无法得到证明，徐明清、孙达生认为还是重新办理入党手续为好。

那时，孙达生担任左翼教联常委兼党团组织委员，由他出面找江青作了两次谈话，并准备由他作为江青的入党介绍人。

孙达生把江青的情况向左翼教联党团组织作了汇报。他记得，一九三四年九月左翼教联党团组织已经同意吸收江青入党。

就在此后不久，江青突然失踪了……

孙达生许久不知江青音讯，后来才知道她关押在市公安局。据了解，特务们跟踪的是阿乐，偶然抓住了她，并不知道她的底细。她在狱中只说自己是女工学校的教师。过了一个多月，特务们审不出什么名堂，也就准备放掉她。孙达生得讯，忙于营救。

孙达生以为她的案情很平常，不必找上层关系出面保释，由女工学校出面即可。谁知女工学校是一所未经教育局登记的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