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别人问及女孩子的年龄时，她们往往会左右遮拦，不肯告诉你，或者会说得比实际年龄小一些。如果一个男孩子把年龄说得大一些，则会让人感觉成熟。我不是女人，我是男人，而我在家的时候，却尽量把我的年龄说得小一些。不是我害怕长大，而是因为在我们家确实有这个必要。

在我妈面前我永远是个失败者，纵然失败我也不服从她的命令，她在生我的时候没把聪明的基因遗传给我，而只给我了固执，就要得到这样的下场。

本来我妈还要把固执遗传给弟弟，因为在生我的时候都尽数遗传给了我，只好留给弟弟聪明。后来我妈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她现在对于弟弟来年能考上清华或是北大很有信心。

据你们所知，我弟弟因有早恋的嫌疑，被我做教师的小叔在学校的广播站通报批评，这令弟弟气愤不已。当时我弟弟就仗着自己在学校里每次考试都排名第一的势头，直接找到了学校领导理论，非要让我小叔说清楚自己到底和谁早恋了。小叔也不示弱，说上午看到你和谁谁谁一块上街啦，刚好被我碰到。弟弟听了更是愤怒，他认为小叔这是无理取闹，要让他向自己赔礼道歉。小叔当然不同意，不同意也罢，竟还扬言要揍我弟弟。校领导也劝解弟弟说：“算啦算啦，他是你叔，就算冤枉你了，也是为你好，走啦！”而弟弟却待在领导办公室不肯离去，听说最后是校领导伙同他班主任把他给抬回去的。

弟弟在学校不能把小叔怎么样，就回家向妈妈告状，我妈听了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还把弟弟训斥了一顿。

我小叔是位人民教师，是位很出名的人民教师。而在我心里，却很难把他与教师这两个字连在一块，一想到他，我就能想起鸡窝里的鸡蛋和菜地里的黄瓜。一个鸡蛋可以换五块硬糖，我与小叔的分配方式是1：4，最高的一次是3：27，小叔在教自己的学生数学时，就会把3：27简化约分为1：9。如果不是后来老师告诉我1：4要比3：27大，到现在我都会以为3：27要比1：4大得多，也富裕得多。

小时候，小叔常带着我去人家鸡窝里“拾”鸡蛋，我负责把风，小叔负责行动。由于小叔数学课学得好，所以他推算得也准确，每一次“拾”鸡蛋都不会落空，而且最高的一次“拾”到6个。我不能把小叔与“人民教师”这个词语连在一块并不是因为小叔擅长从人家鸡窝里“拾”鸡蛋，这毕竟都是小时候的事。在我心里，最不能忘记的是小叔带我拆人家墙头，给自己的房子铺地板。

小叔庄重地对我说：“这件事你谁也不能说，包括你爸妈！”我郑重地说：“嗯！”小叔又说：“直到你死的时候都不能说出来！”我也又说：“嗯！”小叔接着说：“让它烂在你肚子里！”我也接着说：“嗯！”岂不知这时候我都已经17岁了，谁是谁非我已能分得很清楚了。

因为我答应过小叔，这辈子都不会把他拆人家墙头铺自己房子地板的事说出来，所以这件事一直被我藏得严严实实，到现在几乎都快发霉了。我想这时候应该拿出来凉一凉了，免得真的腐烂坏在我的心里。烂在心里没事，就怕它会在我心里传染开来，腐蚀其他东西，若不小心把我的心腐蚀坏了，那我可赔大了。但我又是个严守信用的人，我记得答应小叔的承诺，所以我不会把我小叔的名字说出来，免得坏了我讲信用的声誉与小叔优秀人民教师的名头。

鸡下蛋的时候总是有时间的，上午或是正午，勤快点的一天一个，懒一点的隔一天一个，有好几次小叔发现有一家的鸡一天下两个蛋，像不下蛋的那种特懒的母鸡，早就被主人宰掉吃了。所以如果数学能考90分以上，就能算出来谁家的鸡什么时候该下蛋，刚好我小叔的数学那时候每次都能考100，所以小叔推算的准确性也是百分之百。可是菜地里的黄瓜和鸡不一样，它们个头都长得差不多，想要知道哪个又甜又脆，就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而这件不是很容易能做到的事我小叔偏偏就能做到。

我小叔说，看黄瓜就要看它尾巴上的小花，小花刚开，就说明这个太小，吃起来有点涩，麻嘴；小花已经干枯了，太老，吃在嘴里软绵绵的，没味道；那种小花开得正艳，表皮绿得发亮，而且长满毛茸茸的小刺的黄瓜，才是上上品，吃起来嘎嘣脆，贼香贼甜。小叔常常把我安排在地头，然后自己跑到人家黄瓜地里乱窜，我按照他教我的挑选黄瓜的理论，偷偷地溜到地里挑了半天，只挑出四五根符合要求的。行动结束，小叔已抱着一大抱黄瓜站在菜园的边缘，他伸头向外边看了看，压低声音问我：“有人吗？”我也憋着气回答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