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溪萍着手起草写给中央的信。

他毕竟是上海市委派出的。他的三月四日的信，尚未见到复函。

他有点焦急，在三月十一日又给张春桥、杨西光写了一信。在这封信中，他除了谈z最近如何抑制邓小平的意见之外，重申了他要给中央写信的决心：

“在总结工作中，我提了一些意见，基本上都遭拒绝。我没有再说什么，以免形成顶牛，但，我想，应当向中央反映一下情况，否则会犯自由主义，不知可否，请速示。”

常溪萍在信末加了七个着重号，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急如焚。

张春桥又拿起铅笔，在“春”宇画了一个圆圈。

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书记们聚集在康平路会议室里，研究常溪萍的两次来信。

杨西光很详细地写及这一过程：

“常溪萍对北大运动有些意见，要向中央反映，我和张春桥都认为这是正当的，同意他这样做。为了更慎重起见，我们还把常信的内容向市委书记处所有成员汇报了。在一次书记处办公会议上，由陈丕显同志主持谈了一下，都认为按照组织原则，常这样做是可以的，不但可以写信反映，也可以向有关组织口头反映。在工作队内部可提出问题是我和张春桥与他个别谈话时也已告诉他。这样，我就通知教卫部办公室负责人邱敏珠同志把市委的意见告诉常溪萍了。”

张春桥对于常溪萍给中央写信一事，是非常清楚的，是同意、支持的。这是有着确凿的人证、物证的。

常溪萍是一个组织观念颇强的人。他在征得上海市委同意之后，找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谈了自己的意见。万里的意见与他一致。他又找z当面交换意见，谈了自己的看法。Z与他如针尖对麦芒，怎么也谈不拢，没有商量的余地。

考虑再三，常溪萍终于在三月十七日，写定致中央的信。考虑到中央是邓小平分管北大社教工作，考虑到彭真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考虑到陆定一是中宣部长、张子意是中宣部副部长（北大社教工作队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双重领导），常溪萍的信是这样写的：

“小平、彭真、定一并子意同志：

“我向中央和宣传部反映一个情况。

“Z在领导北大的社教运动中，采取了一系列的以中央书记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错误态度和做法……”

这里提及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一九六四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建立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锄）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被撤销，建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

常溪萍在信中批评了Z的一系列错误，肯定了北大陆平、彭佩云、宋硕的意见——请注意，一年多以后的聂元梓等七人抛出的那张震惊全国的大字报，标题便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三月十九日，常溪萍发出了这封观点鲜明的信。

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约见常溪萍，他详细地谈了自己的意见。

这时，万里也向邓小平反映了意见，与常溪萍的见解一致。

万里曾回忆道：

“我曾在中央书记处会后，将我召开北大系总支书记等干部会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其中把Z的情况向邓小平汇报了。邓问我常溪萍怎样？我曾向他介绍常是正派人。”

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在常溪萍的信上，作了重要批语：

我看z同志在北大工作中，表现作风不正派，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的、抵触的，似乎要考虑换工作队领导问题，否则就只能换陆平等人的工作，再这样顶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损失。

邓卅

就在小平作了批示后不久，z被调换了工作，中央另外任命了一位同志担任厂北大社教工作领导。这样，北大社教运动“左”的倾向得到厂纠正。

对于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队七个多月的工作，万里曾写下了这样的印象：

“常溪萍是个好同志，这个同志在北大社教运动中表现得很好。”

“在北大社教期间，我跟小平同志说过，z把北大社教运动搞得很不好。”

“常溪萍同志写信向中央反映z的问题是符合事实的，完全是正常的，常溪萍同志信写得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