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一月，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Z，正坐在他的办公室——北大专家招待所里。他皱着眉头，翻阅着常溪萍所写的一份工作报告。看罢，他提起笔，在报告的开头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右”字！

z和常溪萍本来素昧平生，只是这次搞北大社教，才一起共事。Z对常溪萍的印象是：“开始还以为他是稳，其实是右！”

Z和常溪萍在对待北大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了明显而又深刻的分歧……

社教运动，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一九六二年起逐步在全国展开。最初，在农村叫“四清”运动，即“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在城市叫“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以及反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

社教运动走过了曲折的路。一九六四年初，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对于纠正“左”的错误、缩小打击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社教运动的面越来越宽，从农村扩大到工厂，到学校。北京大学被确定为全国大学中的社教运动试点单位。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党中央从各地高教部门调集了二百多名干部，组成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上海当时共有二十四所高等院校，每校各抽一名院级、一名处级干部，作为北大社教工作队员。上海市委指定常溪萍带队。到了北京之后，工作队成立党委，设一名书记、四名副书记，常溪萍是副书记之一，兼北大西语系工作组组长。

Z和常溪萍在工作中产生了分歧。在常溪萍看来，Z太“左”；在z看来，常溪萍太右！

他们分歧的焦点，又集中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身上。Z要把陆平打成坏人，而常溪萍则认为陆平是好人犯了些错误。

在多年之后，由于北京大学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炮轰击的单位，陆平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集中攻击的目标，常溪萍和Z当年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分歧，一下子也就随之成为众所瞩目的大是大非。

陆平经过十年磨难，得以幸存。一九八一年十月，陆平写下一段对常溪萍的带泪的回忆：

“一九六四年冬，社教工作队在北京大学发起社教运动，把北大当做‘烂掉了’的单位，打击了一大批校系领导干部，使北大陷于半瘫痪的状态。乌云笼罩厂北大，所有正直人们的心中都感到沉重的压力，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志们随时可能遭到无情的打击，被打成所谓的‘敌人’。我和溪萍同志就是在这种恐怖的形势下相识的：

“大约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北大党委办公室通知我，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同志要找我谈话。当时，我和溪萍同志只有一面之识，对他还不了解，加上社教工作队在北大的错误做法，不能不使我对谈话怀着很大的疑虑。

“我和溪萍同志谈了两个半天……我按照他的要求，如实地一一作了介绍。在介绍的过程中，他始终认真地倾听并提出许多询问。在有些问题上，他还与华东师大作比较和分析。他总的认为，这些年来北大党委是执行厂党的教育路线的。同时也有若干缺点错误，甚至有的是严重的，但成绩仍是主要的。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对北大多年来工作作了公正的历史评价。我从谈话中切实感到溪萍同志观察问题是全面的、实事求是和一分为二的；态度是和霭可亲的并允许别人讲话的。这和那些搞‘一言堂’，以‘帽子’压人的‘钦差大臣’、‘整人能手’真有天壤之别。我起初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并对他敢于顶歪风，坚持实事求是的高尚行为十分敬佩……”

不言而喻，陆平所说的“钦差大臣”、“整人能手”，指的就是Z。

一九六五年二月，常溪萍回上海过春节。他向当时分管文教工作的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书记张春桥作了汇报，着重谈了他与Z之间的重大分歧。

诚如杨西光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所写的回忆材料那样：

“那个时期Z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确实很主观，作风上也独断独行。我在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和Z-次谈话中已经感到，后来也陆续听有些同志谈过……一九六五年春节常溪萍回沪后，首先向我汇报，我相信常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市委是我和张春桥共同分工管文教工作的，我就约了张春桥一起听常的汇报，当时张春桥也同意常溪萍的意见，我们一致意见是要常溪萍按‘二十三条’办事，有意见可以在工作队中间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