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密谈接着一次密谈。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夜，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的办公楼。

一辆从西郊北京大学驶来的轿车，载着三男一女，驶入报社。他们刚刚在二楼小会议室坐定，张春桥、姚文元一身军装，踱了进来。

“春桥同志！”为首的三十来岁的男子，亲热地跟张春桥握手。

“这是文元同志！”张春桥介绍道，“这是王洪文同志！”

王洪文介绍了同行者、二十五岁的陈阿大和十八岁的“小廖”。

陈阿大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此时已成为上海“工总司”常委，王洪文的小兄弟。至于那“小廖”，名叫廖祖康，上海国棉十七厂技工学校的学生，此时成了王洪文的“秘书”。“文革”前，王洪文担任技校民兵连指导员之际，廖祖康是他手下的民兵。“文革”中一起造厂党委的反。从此，廖祖康成为王洪文的心腹。“文革”十年中，不论王洪文在哪里，廖祖康一直是他的“贴身秘书”。

至于那位女宾，嘿嘿一笑，冲张、姚点点头。她，老熟人——聂元梓。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是昨天乘飞机抵达北京的。他们直奔北京大学，聂元梓安排他们住在学校招待所，随即给张春桥挂了电话。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王洪文在汇报了上海发生的第三次风潮——康平路事件之后，说出了这句话。

“是的，我们也准备马上去上海——《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张春桥停顿了一下，说道，“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很难挽回！”

“你也马上回上海——现在上海到了关键时刻。”姚文元对王洪文说道。

就这样，决定发动“一月革命”的密谈，在北京《解放军报》社二楼悄然进行着……

翌日，出现在上海街头的《文汇报》，突然用整版篇幅重新刊登《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社论——出自毛泽东手笔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汇报》造反派以这样特殊的形式，宣告《文汇报》“新生”——不再成为原中共上海市委的喉舌。

就在《文汇报》撒向四面八方之际，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十时，他们刚刚降落在上海机场，就钻进轿车，直奔兴国路上高墙围绕的兴国招待所。这家名为“招待所”，其实，绿茵草地簇拥着一幢幢西式小楼，比高级宾馆还高级。此处在“文革”中，曾长期成为张、姚在沪的据点。

张春桥行魂甫定，头一桩事情是打电话给几百公尺外的丁香花园旁的小楼，那是徐景贤的据点——武康路二号。为了免遭意外，徐景贤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牌子，挂到淮海中路最热闹的地段——六二二弄七号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里，而把武康路二号的小楼作为他的秘密办公处。

下午二时半，当张春桥、姚文元出现在这幢“丁学雷”小楼，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一班秀才早已到齐了。

“一月，是关键性的一个月。”张春桥对上海的形势进行分析，“陈、曹的垮台，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和文元这次回到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陈、曹之后，在上海建立崭新的政权，而你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将是新政权的工作班子。……”

张春桥的话不多，每一句话都很有分量。他的话，使秀才们陷入无限的兴奋之中。“工作班子”意味着秀才们手中不光握笔杆，而且要掌大权。一席密谈，张、姚定下了“一月革命”的步骤……

紧接着，第二天，张、姚与王洪文、潘国平密谈，给“工总司”布置了“任务”。

紧接着，第三天，由“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总司”联合召开了十万人大会——“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通过电视向全市传播。徐景贤和王洪文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长篇讲话，而“主角”并未出场——张、姚躲在兴国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电视……

大会结束之后，上海外滩的一幢十几层大楼上，出现四条从顶至底的红色巨幅标语，据说是反映了上海人民的“心声”。上海，一下子为之轰动了。这四条巨幅标语是：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