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就在张春桥遥控着上海，指令徐景贤实行“中心开花”之际，他在北京又干了一桩“大事”……

下午，北京中南海西门，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开到门口，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三个穿军大衣的男人。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对门警说：“我是蒯大富。春桥同志打电话，约我来的。”

门警接通了张春桥的电话，听见张春桥说道：“让蒯大富一个人进来。”

于是，吉普车只好停在门外，两个男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蒯大富的秘书，留在车上。

蒯大富独自进入中南海，张春桥与他单独谈话。

这是一次极为机密、极为重要的谈话。张春桥从来没向别人透露谈话的内容。所幸，谈话的另一方——蒯大富，总算三次说及此事。

第一次，那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蒯大富被作为“五——六”分子受到审查。他在“交代提纲”中，写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子召见，号召反刘少奇。二十五日‘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

第二次，是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蒯大富在给清华大学党委的信中，有一句：

“春桥同志号召我们反刘少奇大行动。”

以上两次，语焉不详，事出有因：张春桥当时正在台上，蒯大富怎敢详细透露谈话内容？可是，他又不能不把张春桥这张王牌掼出来，以便堵住审查者的嘴。

只有在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当张春桥被押上被告席，蒯大富这才写下自己的真实证词。现照蒯大富亲笔写的回忆，摘录于下：

“在西门内（引者注：指中南海西门）靠北的传达室内，张春桥领着我从南门进，往右拐的套间内，我和他谈了有一小时左右的话。整个谈话过程中，除了张春桥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

“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仍然不肯投降，他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嘛。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废……

“我一听就很明白，张春桥要我们去反对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要把刘邓搞臭……”

张春桥成了道地的教唆犯。他单独召见蒯大富，面授机宜，为的是借蒯大富之手，向刘、邓开炮。

蒯大富在证言中继续写道：

“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又是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那一天，我发动了清华大学群众五千多人，开了两辆广播车，带了大批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到北京城里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一带放高音喇叭，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撒传单，还进行游行示威，中心口号就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个所谓的‘一二·二五’大行动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推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张春桥在我们围攻和诬陷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幕后操纵者的角色。”

张春桥，郭沫若称之为“狗头军师张”。张春桥找蒯大富单独密谈，授以锦囊妙计，充分显示了他的“狗头军师”的伎俩。

虽然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轰了刘少奇一炮。但是，后来刘少奇写了检查，毛泽东看了，在十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毛泽东的话，在那时“一句顶一万句”，刘少奇似乎度过了政治危机，可以喘一口气了。在党内，刘少奇还名列第八位。

张春桥深知，要干掉刘少奇、邓小平，惟有借助于红卫兵。正因为这样，他亲自给“蒯司令”挂了电话。

密谈后的一个星期，上万红卫兵涌上北京街头（除清华外，北京各校也纷纷响应），“打倒刘、邓”之声震撼首都，雪片般的传单撒向全国，掀起“打倒刘、邓”的高潮。

十二月三十日，江青和姚文元来到清华大学，当众紧紧拉着“蒯司令”的手，讲了许许多多鼓励的话。顿时，如同火上加油，清华大学红卫兵“打倒刘、邓”的声调变得更高了。诚如蒯大富当时所言：

“江青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大大提高了我们清华井冈山的威望和影响，说明我们打刘少奇对了，干得好，干得漂亮。”

清华大学红卫兵们沸沸扬扬，江青、姚文元发表演说叽哩哇啦，惟有张春桥像“隐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