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上,放下了手中的笔,压低了声音,对毛泽东主席密告道:“主席,还有一点情况,要向您汇报。”
看着康生那副神秘的样子,毛泽东主席问:“什么事?”
“是这样的。”康生把身子往前倾,声音变得更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让许立群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康生此人,身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此刻却在背地里向毛泽东主席告彭真的状。
毛泽东主席猛地吸了一口烟,久久地一言不发。康生凭借多年与毛泽东主席打交道的经验,知道这表明他的告密成功了——按习惯,倘若毛泽东主席听不进去的话,会立即予以反驳的……
果真,毛泽东主席把康生说的情况,告诉了江青。江青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张春桥。
张春桥来到了上海西郊。当他握着毛泽东主席那大而厚实的手的时候,真的,如同当时“时髦”的语言所形容的那样,“幸福的暖流一下子流遍全身”。
万万想不到,当年上海滩上的恶少“狄克”,如今居然可以坐到伟大领袖身边的沙发上。柯庆施死后,他已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升为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长,由杨永直去当。不过,即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也没有多少机会可以亲近眼前这位历史的伟人。他,借助于搞“革命样板戏”接近了“第一夫人”,又借助批《海瑞罢官》接近了伟人。四十九岁的张春桥,已经窥测领袖的脾气、性格多年。在毛泽东面前,他言语不多,勤于笔记,一副虔诚的信徒的姿态。
张春桥不亚于康生,也是一个“情报专家”。他事先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康生密告的情况。他向毛泽东主席证实,许立群确实给杨永直打过电话。
毛泽东捻灭了烟头,终于说话了。张春桥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这段话,后来成为在“文革”中常常被引用的“最高指示”: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引者注: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
“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就要解散,还要彭真向上海市委赔礼道歉。”
听了主席的这些话,江青微微一笑。她蛰伏那么多年,这一回要大显身手了。
望着毛泽东和江青,张春桥脸上保持三分笑。他眼看着就可以步入中国政界的最高层。
张春桥的预感一点也没有错。
康生飞回北京。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发布的“最高指示”。于是,书记处决定向全党下达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康生要他手下的笔杆子——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起草了通知。
通知草稿急送毛泽东主席。主席看毕,觉得内容太简单了,便以领袖的高度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当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通知不只是告知全党撤销《二月提纲》,而是应当在通知中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纲》。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另外起草一个通知。
陈伯达觉得独力难以承担重任。于是,经主席同意,成立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陈伯达为组长,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时,三十五岁的姚文元,虽然写了批《海瑞罢官》的大块文章,但是尚未跨人中央,所以,成员之中没有他的份。
这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通知,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发往全党,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如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这一天,已被历史学家们认定是中国“文革”正式开始的日子。人们常说的“十年浩劫”,具体地说,就是从这一天算起,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为止。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五月四日开到二十日。会议决定,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党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亦即“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以那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为基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