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上，放下了手中的笔，压低了声音，对毛泽东主席密告道：“主席，还有一点情况，要向您汇报。”

看着康生那副神秘的样子，毛泽东主席问：“什么事？”

“是这样的。”康生把身子往前倾，声音变得更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让许立群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康生此人，身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此刻却在背地里向毛泽东主席告彭真的状。

毛泽东主席猛地吸了一口烟，久久地一言不发。康生凭借多年与毛泽东主席打交道的经验，知道这表明他的告密成功了——按习惯，倘若毛泽东主席听不进去的话，会立即予以反驳的……

果真，毛泽东主席把康生说的情况，告诉了江青。江青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张春桥。

张春桥来到了上海西郊。当他握着毛泽东主席那大而厚实的手的时候，真的，如同当时“时髦”的语言所形容的那样，“幸福的暖流一下子流遍全身”。

万万想不到，当年上海滩上的恶少“狄克”，如今居然可以坐到伟大领袖身边的沙发上。柯庆施死后，他已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升为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长，由杨永直去当。不过，即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也没有多少机会可以亲近眼前这位历史的伟人。他，借助于搞“革命样板戏”接近了“第一夫人”，又借助批《海瑞罢官》接近了伟人。四十九岁的张春桥，已经窥测领袖的脾气、性格多年。在毛泽东面前，他言语不多，勤于笔记，一副虔诚的信徒的姿态。

张春桥不亚于康生，也是一个“情报专家”。他事先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康生密告的情况。他向毛泽东主席证实，许立群确实给杨永直打过电话。

毛泽东捻灭了烟头，终于说话了。张春桥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这段话，后来成为在“文革”中常常被引用的“最高指示”：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引者注：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

“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就要解散，还要彭真向上海市委赔礼道歉。”

听了主席的这些话，江青微微一笑。她蛰伏那么多年，这一回要大显身手了。

望着毛泽东和江青，张春桥脸上保持三分笑。他眼看着就可以步入中国政界的最高层。

张春桥的预感一点也没有错。

康生飞回北京。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发布的“最高指示”。于是，书记处决定向全党下达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康生要他手下的笔杆子——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起草了通知。

通知草稿急送毛泽东主席。主席看毕，觉得内容太简单了，便以领袖的高度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当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通知不只是告知全党撤销《二月提纲》，而是应当在通知中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纲》。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另外起草一个通知。

陈伯达觉得独力难以承担重任。于是，经主席同意，成立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陈伯达为组长，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时，三十五岁的姚文元，虽然写了批《海瑞罢官》的大块文章，但是尚未跨人中央，所以，成员之中没有他的份。

这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通知，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发往全党，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如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这一天，已被历史学家们认定是中国“文革”正式开始的日子。人们常说的“十年浩劫”，具体地说，就是从这一天算起，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为止。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五月四日开到二十日。会议决定，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党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亦即“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以那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为基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