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史上“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怪物。在“文革”中，“中央文革”竟取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查遍中共六十多年的历史，惟有那十年非正常时期，才会有这般非正常的现象。

在打响批判《海瑞罢官》这一炮半年之后，张春桥在宦途上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这成为他从上海跨到中央的一步，成为他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跳板。

其实，在“中央文革”之前，倒曾有过一个正儿八经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五人小组，早在一九六四年四五月间，在起草“九评”的过程中酝酿成立的。

所谓“九评”，即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一评”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九评”发表于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这五个人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任组长；

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为组员。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突然出现在上海《文汇报》上，陡地在全国卷起一阵狂澜。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事先毫无所知。何况姚文元所批判的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而彭真则是北京市市长。

彭真从头至尾，细细读了姚文元的文章。虽然他知道姚文元的文章“有来头”，但他仗义直言：“《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哪里是毒草？！”

彭真指名道姓地反攻：“你张春桥说《海瑞罢官》是毒草，你们上海不是也演过《海瑞上疏》，难道你张春桥没有责任？”彭真还说：“姚文元的文章乱上纲，这也是错误，也要批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席在杭州发表谈话，支持姚文元，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鼓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翌日对毛泽东主席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毛泽东主席听了，深为不满。

姚文元文章点燃起来的批判之火，在全国蔓延。身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以为必须把这场论战引上正确的轨道。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主持召开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著名的《二月提纲》。

两军对战，眼看着一场大搏斗要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从北京飞来的一架飞机刚刚降落在上海西郊虹桥机场，一辆“红旗”牌轿车就把客人直接送往西郊不远处的一座幽静、外人不知的别墅。

来者不是“女客人”。他戴着一副紫色边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头发已经花白。大抵由于过多的思索，眉头有着深深的皱纹。此人便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主管中共对外联络工作。

毛泽东住在上海西郊——他不住锦江饭店，每一回总是住在西郊为他准备的别墅里（如今那里已对外开放，成为高级宾馆。一九八七年，英国女王访沪，便住在毛泽东主席当年下榻之处）。

康生此行，是为了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最近中日两党代表在北京会谈的情况。

“主席，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再三坚持，不愿在两党联合公报里点名批判苏共。”康生见了毛泽东主席，便开始汇报了。

“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怎么样？他在出国以前，是怎么处理的？”主席抽着烟，问道。

他离开北京以后，由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两天以前，刘少奇和夫人王羌美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去了。

“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认为应当尊重宫本显治同志的意见。”康生回答道。

“那就不必发联合公报了吧。”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不愉快的神色。

康生迅速记下毛泽东主席的话，连忙说：“好，遵照主席的指示办。”

至此，康生此行的任务，已经完成。可是，康生依然坐在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