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到的“台词”。江青紧握着他的手，说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了，我们早就认识了！”

于会泳一听，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

“江青同志，您是革命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台美术设计师。”于会泳一口气说出了“四个第一”，顿时使江青像服了一帖兴奋剂一般。虽然她常听说“呕心沥血”之类词句形容她对“革命样板戏”的“贡献”，却从来没听见如此“亲切”、如此“高度”的评价。

一个爱虚荣，一个爱拍马，真是一拍即合。那天的谈话是那样的投机。江青有相见恨晚的感慨。

此后的于会泳，成为“江记喇叭”。辑录于会泳的一系列文章、讲话，倒是真实地勾画出这个“江记喇叭”的形象：

“对江青同志的话，一是要吃透，二是要紧跟。”

“江青同志的指示，言语不多道理深！”

“紧跟江青同志，就是胜利。”

“在文艺界，只有一个中心，没有两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发展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旗手。”

“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空白。江青同志搞的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

“样板团的人员，要永远铭记在江青同志领导下的幸福，做江青同志的兵的光荣。”

“样板戏是江青同志淌着心上的血搞成的。”

“在江青同志领导下，京剧革命一步千滴汗，步步走向前。”

“全国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是北斗星，长明灯！”

……

于会泳对《拍马经》，看来是极为精通的了！

于会泳也曾吹吹拍拍张春桥。悄悄地，张春桥找于会泳个别谈话，关照道：“不要宣传我，要集中宣传江青同志。”于会泳马上悟出了其中的奥妙。

于会泳果真“集中宣传江青”。他居然还有一套“理论”：宣传江青不怕说过头话！有些过头话，即使被江青圈掉，其实她心里是高兴的！

于是，他竟吹捧江青有着“鲁迅那样的一副硬骨头”！

在江青和张春桥的“提携”下，于会泳上了火箭：一九六五年六月，他与江青第一次见面时，还不名一文。转眼几年间，他成为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文化部部长以至成为中共中央委员。难怪他得了个雅号——“政治暴发户”。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对于于会泳来说，那是终生难忘的日子……

那是《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两个剧组前往北京演出，刚刚住了下来，一辆“红旗”牌轿车急驶而至。

从车上下来两个一身戎装的中等个子男人，一望而知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剧组头头三步并成两脚，迎了上去。

“于会泳怎么没有来？”已经是“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张春桥，劈头第一句话，口气就是冷飕飕的。显然，他对上海的情况了如指掌。

“他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审查去了。”剧组头头答道。

“于会泳会有什么问题？！”张春桥逼问道——尽管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早已把于会泳给“蒋军官兵弟兄们”写信等问题上报张春桥。

“不清楚。”剧组头头推诿道。

“据我了解，这是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有意要整他！”张春桥狠三狠四地说道，“你马上打电话给上海，说江青同志要接见于会泳，上海音乐学院必须放人！”

说罢，张春桥又硬硬地补充了几句，每一句都是一道命令，那口气已经很大的了：“你告诉上海，这是江青同志的决定！如果上海音乐学院不肯放人，那就派市委宣传部长去做工作。宣传部长不行，那就派市委书记去做工作！”

连宾馆都不进，张春桥和姚文元钻进轿车，呼啸而去……

第二天，于会泳就坐着飞机，来到北京，受到江、张、姚的“亲切接见”。

于会泳终于跳出了政治危机：“文革”开始以后，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把他“揪”了回去，关进了“牛棚”……

一九六六年底，于会泳回上海音乐学院“视察”，喝令上海音乐学院党委的头头们一个个跪在学院的大门口迎接，那种飞扬跋扈的样子，真可谓“盛气凌人”……

这个“江记”文化部长大抵也自知民愤太深，所以在“四人帮”就逮之后，他便自己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