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柯庆施死后，“女客人”接连来沪。每一回，火车还没驶进上海北站，张春桥已经肃立月台，迎候“女客人”了。

不过，“女客人”的唠唠叨叨，出尔反尔，使身上没有“京剧细胞”的张春桥暗暗叫苦不迭。张春桥已成了“四出戏的书记”——江青又把芭蕾舞剧《白毛女》和京剧《奇袭白虎团》的担子，压在了张春桥的肩上。其中《奇袭白虎团》是山东京剧团的节目，江青也要张春桥代管。

再苦，再辣，再酸，再累，张春桥心里还是甜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搞“样板戏”，为的是有机会接近“第一夫人”。

不过，“狄克”的擅长，向来是“破”，却不是“立”。他用棍子横扫过文坛，而他自己在文学上并无建树。

在一九六五年，江青把一项绝密的“大批判”任务交给了张春桥。他很想物色一个“忠实”的内行，替他分挑那“样板戏”的重担。

就在这个时候，江青的一句话，帮了他的大忙。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江青在听《海港》剧组一个女演员试唱的时候，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于会泳是什么人？”

张春桥一时竟答不上来。

幸亏他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回到中共上海市委，他就派人调查：“于会泳是什么人？”

一查，哦，明白了：于会泳原来是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教师。普普通通的“小人物”。

此人原本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会唱唱《夸女婿》之类，就当了个文工团团员。

一九四七年，在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之际，他写好一封信，藏在自己包袱里，以防不测。信上写道：“蒋军官兵弟兄们：现在贵军进攻胶东，我的生死难保，可怜我家里有老母在堂，官兵弟兄们如果搜查出这些东西时，悬请寄到我的家里，我将永世不忘你们的大恩大德。”

他没有落入“蒋军官兵弟兄们”手中，他的信也没有落进“蒋军官兵弟兄们”手中，却从包袱中抖落在地，被别的战士拾到了……他，受到了上级的批评。

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九月，他离开山东烟台文工团，进入上海的“第一期音乐教育干部训练班”学习。培训了一年之后，他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

他倒有点小聪明。他结交了一个双目失明的盲艺人。他把艺人唱的单弦曲子记录下来，以他于会泳的大名拿去发表。这样，他算是有了一本“专著”。

他懂点京剧。当《海港》剧组成立后，一九六五年初，他被调去为一部分女声唱腔作曲。他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就连江青一次次接见剧组，也没有他的份。甚至连张春桥都没有注意到剧组里有这么一个人。

江青怎么会问起“于会泳是什么人”呢？

那是于会泳的文章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此人进入《海港》剧组，虽说见不到江青，却听见了江青讲话的一次次传达。他反反复复捉摸着“江青文艺思想”。他依据江青对京剧的见解，分析京剧的念白和唱腔。他领会“江青文艺思想”显得比人家“深刻”：别人只会说“江青同志指示要我们这么做”，他却能说出“江青同志为什么要指示我们这么做”。他居然详细地分析了，江青曾说过的某一句唱腔中的拖腔放在某个字上好，这“好”究竟“好”在什么地方……

他的文章在上海的戏剧杂志上发表，因为与“样板戏”创作有关，有人送给江青看。

江青正在克张春桥，嫌张春桥对京剧太外行。她猛地发觉，上海有这么个难得的“内行”！

张春桥呢？他也巴不得有个“内行”来做他的助手。

张春桥的秘书打电话到上海音乐学院，告知江青要在锦江饭店接见于会泳，使于会泳浑身每一个细胞都跳起舞来。

他急急地跨上自行车。平时不修边幅的他，跑进理发店，吹风，上油，脸刮得光光的，没有一根胡茬子。

他急急地跨上自行车。一口气跑了两三家，才算借到一身中等个子的“体面衣服”。

不断地在家里踱方步。一会儿扮演江青，一会儿扮演自己，排练着见到江青时该保持什么样的姿势，预计江青会向他提些什么问题。就连只有江青先伸手、自己才能跟她握手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周全了。

头一回有轿车来接他出门。才两三分钟，就从汾阳路的音乐学院，来到一箭之遥的锦江饭店。

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接见了他。

江青对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完全出乎他的意外，是他事先“彩排”时没有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