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石家庄炮声隆隆，一路人马朝城里杀来。

国民党军队稍战即溃。石家庄落入了晋察冀杨得志、罗瑞卿野战兵团手中。

《石门日报》在石家庄出版了。张春桥奉调，出任《石门日报》社社长。

尽管文静对于石家庄有着痛苦、恐怖的回忆，生怕重新在这座倒霉的城市露面，会被过去的熟人认出“东方的摩登女士”的昔日形象。可是，她又不能不跟随丈夫一起赴任。她在石家庄深居简出，惟恐在街上遇见当年她的“中日提携”、“共存共荣”节目的观众……

张春桥在石家庄却很得意，因为他的顶头上司不再是格格不入的邓拓，而是情投意合的“柯大鼻子”。

“柯大鼻子”，只因长了个大鼻子，得了这么个雅号。当面，人们则总是用亲切而尊敬的口吻称他为“庆施同志”。

早年，柯庆施的雅号叫“柯怪”。那时候，柯庆施还不是“首长”，人们当面直呼“柯怪”，他倒也答应，不以为怪。

丁玲写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一文中，曾顺便写及“柯怪”。寥寥数笔，可谓传神。

那是一九二三年，“柯怪”不过是个二十一岁的毛头小伙：

“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半天，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柯庆施生于一九一二年，安徽歙县人氏，比张春桥年长十五岁。论革命，柯庆施的资格是很深的：一九二〇年，十八岁的他，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二十岁的他，“团转党”，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此后，柯庆施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职务：一九二七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一九三〇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一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一九三三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一九三五年与高文华、李大章共同主持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前往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期间，担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

就在张春桥来到石家庄不久，柯庆施被任命为石家庄市市长。在当时，石家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

《石门日报》易名为《石家庄日报》。作为市政府的喉舌——《石家庄日报》社长，张春桥跟柯庆施有了密切的接触。

四十六岁的柯庆施很快就发觉，三十一岁的张春桥是一个善于出点子的人。张春桥被柯庆施看中了，任命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

在张春桥看来，柯庆施是一把梯子。柯庆施与中共上层领导有着很深的渊源。在《晋察冀日报》社郁郁不得志的张春桥，把政治腾飞的希望寄托于柯庆施。

在石家庄的这一段共事，后来成为张春桥“跃龙门”的契机……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起，石家庄的天空上连续五天出现“下蛋”的“铁鸡”。国民党空军对石家庄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狂轰滥炸石家庄，国民党军队期望正在猛攻济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回师北援。

可是，九月十六日夜，济南城外还是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回师，而是对济南发动总攻。八天之后，济南城头升起了红旗。

济南解放才十几天，济南的《新民主报》忽然登出《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张春桥的《寻人启事》：

“父张开益，字晋青，事变前在市公安局卫生科做事，日寇占领时去青州开医院，日寇投降后回济南做医生……”

其实，张春桥完全用不着刊登《寻人启事》去寻找他的父亲。他有那么多的亲友在济南、在巨野，写信问一声，也就“寻”到了。何况，济南城头已经红旗飘扬，通过组织查问一下，这么个颇有身份的张开益，是很容易“寻”到的。

张春桥与其说是刊登《寻人启事》，倒不如说在报上向当年的“华蒂社”、“复兴社”的故朋旧友们发表声明：我张春桥如今已经是中共重要干部，已经是《石家庄日报》社社长了！一九四八年十月，张春桥“衣锦荣归”，与文静一起来到济南。当他举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