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张春桥紧锁的眉头从未舒展过。战争，到了最严峻的时刻。在一九四三年秋“大扫荡”的高潮中，《晋察冀日报》成了“游击报”，在灵寿、平山、五台、阜平四县交界的深山里印报。到了一九四四年，报社依然不断地“游”动着，从大沙河畔的阜平县城，迁往山沟沟里的雷堡村、山峪村、苏家台村。

李淑芳杳无音讯。虽然每当通讯员送信来的时候，张春桥总是伸长了脖子。可是，一次又一次，他一直没有见到“李岩兄”那熟悉的字迹盼信封。

望眼欲穿。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在不安中度过。一九四五年五月，一封“李岩兄”的亲笔信，终于到了张春桥手中。

向来用剪刀剪开信封才看信的张春桥，这一回急急地用手扯开信封；向来把“李岩兄”的信一封封编号保存的张春桥，这一回看后用火一烧了之。

这封信的内容，李淑芳还记得：她向她的“桥”，诉说了自己的不幸和极度的痛苦，请求“桥”的同情和理解。如果“桥”能够向她这样的落水者伸出救援的手，她就重返他身边。要不，她只能回到她的父母那里，嫁一个男人，打发一辈子的时光……

她永远难忘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这一天。

窗外，天还黑糊糊的，她正睡得香。突然，村外响起了枪声。

那时，她已从北岳区党委宣传部，调到了河北平山县郭苏区担任区宣传委员，住在园坊村。

她翻身下床，披上棉大衣，急急奔出屋，就被门口的雪滑了一跤。

“日本鬼子进村啦！”她跟随着村里的老百姓往外逃。

敌人四面合围。一颗子弹发出尖锐的啸声，朝她袭来。

她倒在地上。

她的那副金丝眼镜，最清楚地表明，她不是本村的老百姓，而是外来的共产党干部。

她被日本兵押上了汽车，拉到平山县城。

在平山县城才逗留了一天，她就被押往石家庄，关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大牢。

二十七岁的她，脸色惨白。她哪见过带血的刺刀，哪尝过皮鞭的滋味。最初，她曾咬着牙，熬着那地狱生活。她知道，一旦被敌人撬开了嘴，将会意味着什么。

皮肉之苦，毕竟难捱。特别是日本兵用枪撂倒了几个不愿屈服的共产党人之后，终于摧毁了她的精神防线：死了，什么都完了；自首，起码还可以留下一条活命。

她，自首了。

她得到了敌人的“宽大”，调往石家庄甲第一四……七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

走了第一步，她不得不走第二步。从自首到叛变。日本兵仍要她当“宣传干事”。

矮矮胖胖的日军中尉矢野宣布，建立一个“宣传班”，任命李淑芳为“班长”。

于是，李淑芳又拿起了笔。不过，这一回“李岩兄”不是为中共《晋察冀日报》写稿，却是替日军作宣传。出自她的笔下的反共宣传材料有：《我们不再受骗》、《弃暗投明》、《玩火自焚》、《李老太太的悲哀》。她不光是写，而且还演出。

她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她参加了日军组织的“反共同盟”。她居然在日军电台作广播宣传，鼓吹“中日提携”、“共存共荣”！

她的“出色”的“宣传”，受到了她的上司——三好大佐、矢野中尉、中西少尉的表彰，给「她一连串响当当“荣称”：“巾帼英雄”、“新派绅士”、“女中豪杰”、“东方的摩登女士”……

李淑芳好梦不长。抗日战争节节胜利，八路军步步进逼石家庄，大佐、中尉、少尉们在收拾行装、准备滑脚了。他们已经顾不上“宣传班”了。

李淑芳又陷入了新的痛苦之中。虽然她拣了一条活命，却断了脊梁骨。眼看着日军大势已去，她失去了依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回晋察冀边区吧，叛变之徒，在那里无处容身。回到父母身边吧，那将有何面颜。她的惟一希望，寄托在张春桥身上。

于是，她提起沉重的笔，给亲爱的“桥”寄去一信……

清冷的月光，照着山村。张春桥失眠了。他面临着抉择：甩掉李淑芳吧，他们已经有过那样公开的恋爱关系。何况，再想找一个像李淑芳这样能干而又有知识的女人，在山沟沟里实在很不易；要李淑芳吧，她已经落到了那样的地步。

看来两者不能两全，张春桥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两全之计：只要李淑芳隐瞒那段丑史，如同他隐瞒了“狄克”、“华蒂社”一样，不就用“红皮”遮住了“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