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毓龙只是偶然涉足藏书楼，横遭飞祸，被隔绝人世于斗室之中。

他显然并不是“四·一二”的主炮手。

主炮手安在？

我问费毓龙。他却面有难色，说道：“你不见得能够找到他！”

奇怪，天底下哪有找不到的人？何况此人住在上海，怎么会找不到？

费毓龙劝我，欲访此人，一定要请上海图书馆党总支助一臂之力。

我来到了党总支办公室。书记陈雷、副书记狄华很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情况：他叫葛正慧。揭露“狄克=张春桥”的，就是他。在“藏书楼案件”中，受迫害最深的，也是他……

档案上清楚地记载：经王维国、徐景贤批准，上海市公安局于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六日逮捕葛正慧。经五年零两个月的监禁，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获释。

如今，为什么难以找到他呢？

两位书记告诉我其中的缘由：葛正慧已经退休，不来上班，在图书馆里找不到他；他一人独居，又几乎不在家。他外出何处，谁也不知道；即便他在家，他从不在家中会客。如不事先去信预约，他不接待的。他确实有点怪癖。但是，他受了那么大的冤屈，大家都体谅他的心境。如果他一旦愿意接待你，会非常热情的。……

狄华同志把葛正慧的地址告诉了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一见。我不忘狄华的叮嘱，在信中写明，他的通讯处是狄华告知的……

信寄出以后，好几天不见回音。

我决定上他家去拜访。

他住在上海市区一幢三层楼房里。我是在早上八点到达的，邻居们告诉我，他已经外出，往往夜深方归。

他的房间在二楼。：从外面望过去，有一扇窗斜开着。一只猫踡伏在窗口。窗台上放着好几盆花。

老邻居们告诉我，葛正慧住在那里多年了。本来，他跟母亲一起住。一九六二年，母亲去世之后，他一直独居。他的生活很简单，买点面包、罐头，炒盘青菜，如此而已。

来了客人，一向在楼下弄堂或公用灶间里谈话。即使是市统战部来人，也如此。

来访者写信预约，他答应了，到了预定时间，才能在楼下见到他。邻居们把他的邮件，或者放在灶间，或者从房门的缝里塞进去。

邻居们印象最深的是，“文革”中上海图书馆造反派来抄家，他的书真多，装了一卡车！

过了五年多，邻居们终于又见到他。他变得几乎叫人认不出来了，双眼深凹，骨瘦如柴，沉默寡言，独进独出。偶然，他说过一两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果真被他说中了，人民翻身了，“四人帮”垮台了！

邻居们都说，他很有学问，埋头看书、写作。夜深了，他的窗口还亮着灯光……

我从他家回来，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回信。我知道，只有他答应与我长谈，我才有可能了解这位当年“炮打张春桥”的主炮手。

一天天过去。我终于等来了他的信。

信中说：

“我因高血压多年，说话时间一长，血压即升高，就头眩。馆内我不常去，现抽暇参加编辑会刊《图书馆杂志》，有时出去组稿、看稿、就诊（坐‘四人帮’黑狱多年的后遗症、病较多），往往不在家。

“我准备送一些参考材料给你，以便你写作。但我手头的一些剪报已散失了，这几天我到亲友处寻索。”

读罢来信，我甚为欣慰。虽然我未见其人，却已见到一颗赤诚的心。他的回信晚了些日子，是因为他在帮助我寻找写作资料。

几天之后，我就收到他挂号寄来的一大包剪报，又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在波澜壮阔的上海人民反‘四人帮’斗争中，我个人因扩散‘狄克’而受的迫害，是渺不足道的，不能算是怒潮中的一朵浪花，只是一点泡沫而已。上海在反‘四人帮’斗争中有无数同志受到比我更严重的迫害，甚至牺牲生命（这都有待于你向各方面采访）。我在上海人民反‘四人帮’斗争中并无贡献可言（因为不是我把‘四人帮’抓了，而是‘四人帮，把我抓了）……”

我期待见到这位劫后余生、外冷内热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