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换星移。

和风吹煦的日子，我推开那扇灰色的边门，步入藏书楼。

院子里的水泥路，扫得干干净净。草地上绿草葱茏，彩蝶翻飞。

楼下的阅览室里，日光灯通明，白发银须的教授、身穿警服，的公安干部、戴着眼镜的中青年学者，正在灯下翻阅着那些用繁体字竖排的旧报章。照相机在咔嚓作响。复印机上的指示灯在闪烁。那些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印的封条，早已无影无踪。

我沿着宽大的木楼梯上楼，那里寂静无声。我在书堆里找到了费毓龙。他正聚精会神地翻阅着一百多年前出版的英国善本书籍。

他，文质彬彬，正襟危坐，说话慢条斯理，年近花甲。他被隔离审查达两年零七个月。旧事重提，他黯然神伤，如同做了一场噩梦……

他，一九五一年毕业于沪江大学。来到上海图书馆以后，一直管理科技方面的外文书籍。他懂英语、俄语、法语、拉丁语。本来，他一向在总馆工作，跟徐家汇藏书楼毫不相干。

仅仅因为极为偶然的原因，他被卷进那可怕的政治漩涡。一向做人小心谨慎的他，居然也给扣上“炮打分子”的可怕罪名。

藏书楼所藏的中文旧报刊，本来根本用不着他这个英语系的毕业生去当管理员。

“文革”开始以后，藏书楼原来的一些老管理员靠边了。他这个既无“政治问题”、又无“反动言行”的人，被临时派往那里工作。他是个胆小怕事、安分守己的人，从不去翻看那些三十年代的旧报刊，况且他对那些内容也毫无兴趣——当他见到年轻的工作人员翻看蓝苹剧照时，他还好心提醒他们，不要看这些，免得招惹是非。

一九七〇年二月九日，当上海图书馆召开“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大会”的时候，他感到有点异常，因为他一走进会场，就有人跟着他。他坐下来以后，前后左右马上有人坐下来，不时用目光扫视他。

徐海涛坐在台上，逐一念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名字，念一个，揪一个。

突然，徐海涛念到了“费毓龙”！那几个事先坐在他旁边的人，马上把他的手臂拧到背后，按下了头，来了个“喷气式”。

他，一个“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人，就在当天被隔离审查。

他，单独隔离。隔离室在上海图书馆主楼的三楼。这座楼原本是旧上海跑马厅的“摇彩间”，他所住的隔离室是原先的厨房。没有窗户，终日不见阳光，二十四小时开着电灯。看守不时从门上的小孔往里窥视。冬日，冻得发抖；夏天，热得像蒸笼，坐在那里不动也出汗。

吃着食堂的剩菜。吃不饱，但也饿不死。冬天用冷水刷牙，夏天不许洗澡。尿盆在封闭的小房间里散发着熏人的臭气。

他想念着妻子、父母和两个孩子。音讯全无。连通信的权利也被剥夺。

最可怕的，莫过于孤寂。面壁而坐，终日无言无语，不许与人说话，生怕“扩散”。

人乃万物之灵。人有思想。思想关不住，锁不上。只要他活着，他总是在思想，想这，想那。即使是窗外一两声鸟鸣，也会激起他思想的涟漪：“鸟儿能自由翱翔于蓝天，我连鸟也不如！”

深夜，整座大楼死一般的寂静，世界像凝固了似的。忽然，响起了脚步声，那是看守来提审同楼的审查对象。他这一层楼里，关押了好多个“炮打”者。声声脚步，由近而远，迈过一级一级楼梯。声声入耳，又在他的思想中产生恐惧的感觉，仿佛每一步都是从他的身上踩过。

他过度的敏感，过分的慎微，天长日久，竟产生幻觉、幻听。他常常觉得母亲在耳边亲切呼唤他，待他答应了一声母亲忽地消失，不知去向。他又觉得有人朝他走来，可是，始终站在他的前面原地踏步，总是跟他保持一段距离。他一伸手，幻影倏然而逝，无从寻觅……

他明白，他的神经开始错乱了。为了打破过度的寂寞，开始背《实践论》，一句一句地背，希望把注意力转移到背书上。可是，毕竟无法终日背书。放下书来那种可怕的孤寂感，又袭上心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他。

一次又一次提审他。他实在交代不出什么：他被调往藏书楼，管理报刊成了他的工作。人家要借什么，他按照借书单，把报刊借给读者。仅仅如此而已。可是当那些读者成了“炮手”，专案组一查借书单，是经他的手借出去的，就把他押进了隔离室。因为提供“炮打”材料也是“炮打”！然而，他，能坦白什么？能交代什么？

他无法交代，便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