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四月
当年,秦始皇厉行“焚书坑儒”。如今,张春桥则“封书囚儒”!秦始皇焚书坑儒,为的是“禁些儒生以古非今”;张春桥封书囚儒,为的是遮盖自己罪恶,掩人耳目。满口马列的张春桥,到头来率由旧章,拾起封建帝王的牙慧。“藏书楼案件”,震惊上海。一九七一年四月,王洪文把“藏书楼案件”列为上海所谓“十大反革命案件”之一,竟又增派工、军宣队员二十多名。
在那风云变幻的岁月,忽地全国上下揪起“五·一六分子”来了。
徐景贤像绕口令似的,把“藏书楼案件”提到了新的高度:“清查‘四·一二’,就是清查‘五,一六’;清查‘五,一六’,就要清查‘四·一二’。”
如果将来不出版一部《文革辞典》的话,不用说后人将弄不清楚这些“四·一二”、“五·一六”了,就连现在三十来岁的人也不知所云。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文化系统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上,藏书楼又成了重点目标。王秀珍声色俱厉,大叫道:“‘五·一六’分子在藏书楼查了那么多的材料,杀了他们的头也不解恨!”
无端受审,无端蒙尘,朱保炯成了第一个牺牲者。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六日,朱保炯悄然服下过量的肺结核特效药“雷米封”,自杀身亡,以死相抗。
青年工作人员袁嘉锡被逼得精神失常。他,只不过在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即原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引者注)“红影组”,为了写《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来借三十年代电影杂志,由他经办;他,只不过在“四,一二”炮打的时候,说过“张春桥是叛徒”、“藏书楼有张春桥的罪证”,就被定为“清查重点”。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三日,袁嘉锡被送人“学习班”;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袁嘉锡被隔离审查。
尽管他在隔离审查时精神失常了,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市公安局仍发出了逮捕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