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到哪里去了呢？关心他们的那个旅客说，咦，找什么地址呢，把你们买的车票看一看就知道了嘛。老大这才想起车票，又乱摸了一阵，没摸到。老二这才慢悠悠地说，车票在我口袋里。慢悠悠地拿了出来，旅客接过去替他们一看，说，噢，是到海州的。老大老二就同时叫了起来，对，对，海州，我们的老乡都在海州，叫我们过去工作。停了一停，老二又说，刚才我们上错了车，被赶下来了。老大和老二巴巴的眼光，将罗建林他们一一地看过来，又看过来，然后又一遍一遍地问，你们知道去海州的火车在哪里吗？你们知道去海州的火车在哪里吗？旅客中没有人知道，罗建林也不知道，他虽然经常坐火车，有时候也能听到车站的广播里广播到海州方向的火车进站了，检票了，等等，但因为跟自己没有关系，也不会去留意。那个好心的旅客跟他们说，我们不是到海州的，我们也不知道到海州是几号站台，你们听广播吧。老大说，广播里说的，我们听不懂。老二说，我听得懂，可是没有听到海州。老大说，那就是听不懂。旅客又说，你们去问一问车站工作人员吧。两个人面面相觑了一会，老大忽然明白了，又抬手打自己一个嘴巴，说，蠢驴，车站工作人员，就是，就是——他的手在额前做了做手势，他大概想说他知道车站工作人员是戴大盖帽的。老二就转着头四处张望，可是没有看到戴大盖帽的，急得说，在哪里，在哪里，我怎么看不见？旅客指点，叫他们到检票处去找车站工作人员。两个人感激不尽地朝他们鞠了鞠躬，艰难地扛起那两个巨大的包裹，两团怪物又跌跌撞撞逆流而动地朝检票处去了。

罗建林很快来到熟悉的七号站台，这趟直达北京的车，从长洲始发，但火车并没有早早地停在这里，而是在附近的一个小站等着，到差不多的时候再过来，否则就多占了一条铁路线了。罗建林一般不会在站台上等很长时间，他都是掐好了时间来的，只需要一两分钟，火车就会徐徐地过来了，车门打开，露出列车员的笑脸，罗建林不急不忙地走上车去，又一次的旅程就这样在精确的计算中开始。

就在罗建林等待这一两分钟的时间，站台上忽然混乱起来，有人在大声喝喊，站住！站住！罗建林顺着喊声朝那边看过去，发现那两团怪物竟出现在九号站台上，歪歪斜斜地奔跑着，一路上旅客们都忙不迭地给他们让路，怕被那两团怪物撞上了。两个农民工比旅客更慌忙，一边跑，一边喘气，一边还互相照应地喊着，你快点，别给抓到了。另一个说，你自己快点吧，你在我后面呢。

罗建林朝他们身后一看，果然有个警察在追他们，警察的叫喊声越来越弱，跑几步就停下来喘息一阵，他显然跑不过农民工，要不是农民工肩头扛着大包，他定准是追不上的。可是两个农民工被巨大的包裹压趴下了，现在警察哪怕踩着蚂蚁步，也定准能够抓到他们了。他们实在扛不动大包了，但是要他们扔掉大包自顾自逃跑，他们实在又舍不得，眼看着警察越来越近，老大急了，蹿到站台的边沿就要跳铁路上，老二在后面喊了一声“等等我，一起跳”，有个旅客赶紧上前拉住了老大，又挡住了老二，说，不能跳，太危险了，火车马上就来了。正是这一拉一挡，给了警察时间，他终于追上来了，喘得透不过气来，脸色苍白，看起来马上就要晕倒了。

但即使警察是这个样子，两个农民工也吓得蹲了下来，双手抱头。警察并没有叫他们这么做，他们是自觉的，而且动作也是整齐的。也许以前在电视上或者在其他什么地方看见过吧。

站台上等火车的旅客都以为是警察抓到了坏人，围过来看热闹，围在后面看不清的就问前面的人，喂，喂，干什么呢？前面的回答说，抓人呢？后面的问，抓什么人呢？前面的说，什么人？小偷吧。另一个说，小偷？不像吧，小偷也值得警察这么奔？是逃犯。停了一停，又有一个人自己吓自己说，像杀人犯啊！有个女人听到杀人犯，立刻尖叫了一声，这一声叫得很骇人，有人赶紧退到远一点的地方朝里边张望，也有胆子大的，又挤上前来看。

两个农民工蹲倒在地上，那个年轻的老二呜呜的要哭的样子。年长的老大蹲着，艰难地向警察敬了一个礼，又“啪”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说，蠢驴，你敢惹警察——说罢又赶紧低下头去。警察终于喘够了，再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让它嗝出一股气来，才开了口，说，干什么的？两个人蹲在地上，不敢抬头，过了好一会，年长的老大才低声说，出来打工的。警察说，打工的？打工的跑什么跑？两个人好像没有听懂警察的话，硬是撑着胆子抬起头来偷偷地瞄了一眼警察的脸后，老大说，跑？跑？你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