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到哪里去了呢?关心他们的那个旅客说,咦,找什么地址呢,把你们买的车票看一看就知道了嘛。老大这才想起车票,又乱摸了一阵,没摸到。老二这才慢悠悠地说,车票在我口袋里。慢悠悠地拿了出来,旅客接过去替他们一看,说,噢,是到海州的。老大老二就同时叫了起来,对,对,海州,我们的老乡都在海州,叫我们过去工作。停了一停,老二又说,刚才我们上错了车,被赶下来了。老大和老二巴巴的眼光,将罗建林他们一一地看过来,又看过来,然后又一遍一遍地问,你们知道去海州的火车在哪里吗?你们知道去海州的火车在哪里吗?旅客中没有人知道,罗建林也不知道,他虽然经常坐火车,有时候也能听到车站的广播里广播到海州方向的火车进站了,检票了,等等,但因为跟自己没有关系,也不会去留意。那个好心的旅客跟他们说,我们不是到海州的,我们也不知道到海州是几号站台,你们听广播吧。老大说,广播里说的,我们听不懂。老二说,我听得懂,可是没有听到海州。老大说,那就是听不懂。旅客又说,你们去问一问车站工作人员吧。两个人面面相觑了一会,老大忽然明白了,又抬手打自己一个嘴巴,说,蠢驴,车站工作人员,就是,就是——他的手在额前做了做手势,他大概想说他知道车站工作人员是戴大盖帽的。老二就转着头四处张望,可是没有看到戴大盖帽的,急得说,在哪里,在哪里,我怎么看不见?旅客指点,叫他们到检票处去找车站工作人员。两个人感激不尽地朝他们鞠了鞠躬,艰难地扛起那两个巨大的包裹,两团怪物又跌跌撞撞逆流而动地朝检票处去了。
罗建林很快来到熟悉的七号站台,这趟直达北京的车,从长洲始发,但火车并没有早早地停在这里,而是在附近的一个小站等着,到差不多的时候再过来,否则就多占了一条铁路线了。罗建林一般不会在站台上等很长时间,他都是掐好了时间来的,只需要一两分钟,火车就会徐徐地过来了,车门打开,露出列车员的笑脸,罗建林不急不忙地走上车去,又一次的旅程就这样在精确的计算中开始。
就在罗建林等待这一两分钟的时间,站台上忽然混乱起来,有人在大声喝喊,站住!站住!罗建林顺着喊声朝那边看过去,发现那两团怪物竟出现在九号站台上,歪歪斜斜地奔跑着,一路上旅客们都忙不迭地给他们让路,怕被那两团怪物撞上了。两个农民工比旅客更慌忙,一边跑,一边喘气,一边还互相照应地喊着,你快点,别给抓到了。另一个说,你自己快点吧,你在我后面呢。
罗建林朝他们身后一看,果然有个警察在追他们,警察的叫喊声越来越弱,跑几步就停下来喘息一阵,他显然跑不过农民工,要不是农民工肩头扛着大包,他定准是追不上的。可是两个农民工被巨大的包裹压趴下了,现在警察哪怕踩着蚂蚁步,也定准能够抓到他们了。他们实在扛不动大包了,但是要他们扔掉大包自顾自逃跑,他们实在又舍不得,眼看着警察越来越近,老大急了,蹿到站台的边沿就要跳铁路上,老二在后面喊了一声“等等我,一起跳”,有个旅客赶紧上前拉住了老大,又挡住了老二,说,不能跳,太危险了,火车马上就来了。正是这一拉一挡,给了警察时间,他终于追上来了,喘得透不过气来,脸色苍白,看起来马上就要晕倒了。
但即使警察是这个样子,两个农民工也吓得蹲了下来,双手抱头。警察并没有叫他们这么做,他们是自觉的,而且动作也是整齐的。也许以前在电视上或者在其他什么地方看见过吧。
站台上等火车的旅客都以为是警察抓到了坏人,围过来看热闹,围在后面看不清的就问前面的人,喂,喂,干什么呢?前面的回答说,抓人呢?后面的问,抓什么人呢?前面的说,什么人?小偷吧。另一个说,小偷?不像吧,小偷也值得警察这么奔?是逃犯。停了一停,又有一个人自己吓自己说,像杀人犯啊!有个女人听到杀人犯,立刻尖叫了一声,这一声叫得很骇人,有人赶紧退到远一点的地方朝里边张望,也有胆子大的,又挤上前来看。
两个农民工蹲倒在地上,那个年轻的老二呜呜的要哭的样子。年长的老大蹲着,艰难地向警察敬了一个礼,又“啪”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说,蠢驴,你敢惹警察——说罢又赶紧低下头去。警察终于喘够了,再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让它嗝出一股气来,才开了口,说,干什么的?两个人蹲在地上,不敢抬头,过了好一会,年长的老大才低声说,出来打工的。警察说,打工的?打工的跑什么跑?两个人好像没有听懂警察的话,硬是撑着胆子抬起头来偷偷地瞄了一眼警察的脸后,老大说,跑?跑?你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