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寺雕刻，真觉（五塔）寺浮雕，都是明代艺术珍品。四大奇书《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的创作、评论、刻印，都与北京密切相关，是明清小说的重要著作。

满族入主中原，清朝以北京为京师的时间最长，影响也大。“康乾盛世”的军功、版图、经济、文化都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实行民族团结和尊重宗教的政策，佛教和喇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寺庙观堂遍布京师，彼此和睦相处，影响全国，意义深远。康熙皇帝曾下令：永不再建长城。历代王朝修建1800余年的防御工事万里长城从此变为“内墙”文物和历史景观。连片兴建圆明园、清漪园等“三山五园”，造就了举世闻名的大型皇家园林区。

最初进关的满人仅60万，要统治全国，南征北战，包括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抗击沙俄，兵力严重不足，因此必须团结依靠汉族和各兄弟民族，同时规定“八旗子弟”不准经商、务工、务农等“五不准”，只准从军习武充当“亲兵”；而且划定京师内城为“旗人”居住区（乾隆年间才有所改变）。这一特殊政策，影响到晚清“八旗子弟”吃惯了皇粮，游手好闲，走向腐败。也使得汉族文人，商家，艺人，全都聚居外城，形成了前门外繁华的商业区和宣武门南文化区。

“宣南文化”在京华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清朝沿用科举制，三年一试，全国各地上万名举人来京师参加会考，大多住在宣南。京师有会馆（同乡会）400多处，绝大部分在宣南，全国各地进京赶考、经商、谋官、议事的人士常住会馆，诸如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鲁迅，都曾住在宣南的会馆里，连孙中山召开国民党成立大会也是在湖广会馆。人们经常交流文化信息，这在交通和通讯不便的年代非常重要。文化交流，开阔视野，活跃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宣南“会馆文化”。清朝进京赶考的举人学子，累计不下百万人次，他们考前考后都要读书呀，因而在宣南造就了全国最大的书市。编纂《康熙字典》、《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等万卷类书，需用大量原始资料，也吸引了各地书商汇集宣南，到光绪年间琉璃厂文化街已有200多家书店，梁启超说：“琉璃厂，近代的图书馆也。”清朝共会试114科，有进士26000余人（明朝78科，进士23000余人），许多留京做官，百位状元大多留京，家住宣南，使这里成为文人荟萃之地。宣南还是梨园之乡，京剧科班和表演艺术家“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四小名旦”都住在这里，后来梅兰芳、萧长华等教育家主办的戏曲院校，也在这里培养了上千名艺术人才。天桥是民俗文艺集萃之地，侯宝林、新凤霞等许多著名艺术家由此发轫。

国子监在校中外学生万余人，加设算学馆，英、法、德、日、俄文的同文馆。创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增设师范馆（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外国教会创办育英、崇实、汇文、贝满等西式中学。虽然我国早就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术，从前却只有“官报”，直到清代，《官局书报》、《顺天日报》、《京论日报》、《启蒙画报》、《北京女报》才公开发行，使新闻和舆论传播到民间。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不读红楼就不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评论纷纭，至今还有上千位中外“红学家”继续研究。这种文学现象，举世罕见。

徽班晋京为乾隆帝祝寿，演出后留下了，为他们参与竞争、开阔眼界、博采众家之长提供了条件。徽剧吸收了楚调、汉剧、昆曲、弋阳腔、秦腔的优美曲调和剧目，在京师“高级戏迷”（鉴赏家和评论家）的百般挑剔、百年挑剔中，不断完善提高，精益求精，终于使一个地方剧种发展成了京剧，国剧。

辛亥革命，推翻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北京的皇家园囿开放：成立故宫博物院，将太庙、社稷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景山、北海、中南海、颐和园、十三陵等地辟为公园，展现了极其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同时吸纳西方文明，建立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合医院、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开办了面粉、啤酒、玻璃、造纸、织布、制革等二百多家工厂。

20世纪是人类科技知识和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有着光荣传统。1917年《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发表大量文章，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