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明灭虱必须灭除虮子的道理，以及灭虱之后，仍然允许大家留头发。并且质问这些拒绝剃发的白人军官，“你遣返回家之后，要不要把长着虮子的头发剃掉？”有人回答：“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进理发馆，美国人给美国人剃头，不受侮辱。”白帆笑了：“说得好，咱们也建立理发馆，让美国人给美国人剃头，英国人给英国人剃头！”结果是这样的理发馆一直存在到遣返战俘的时候。不过，话说回来，我看着那些“大孩子”的满头金发被剃光时，也觉得可惜。

最难办的是土耳其战俘，由于语言不通，只好让他们派代表来看英美战俘剃光头，打着手势给予“讲解”，效果还是不好。他们坚决不用剃头刀，大喊大叫，有的还暴跳如雷。白帆说，“他们信奉伊斯兰教，我也不知道教义里对于动用刀剪有什么禁忌？给他们用推子推成光头吧，试试看。”结果还是遭到拒绝。

我们有些同志很生气，说“这是战俘营，不是招待所！他们必须遵守营规！否则还怎么管理？”然而白帆坚持“慎重对待宗教问题。土耳其战俘先不剃头，等一等。咱们向国内请示，请翻译，请阿訇或者回族干部来帮助工作。”

四、抓赌和洗脑

语言不通的确是极大的障碍。土耳其战俘并不很多，麻烦却是最多的。譬如吃饭，战俘的伙食跟我们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比我们营级以下干部、战士的“大灶”伙食还要好一些。首先是保证供应。我们许多同志在火线，“一把炒面一把雪”，或者在坑道里嚼“压缩饼干”喝不上水，挨饿也是常有的事，而战俘营的供应从未短缺。再就是粗细粮和蔬菜搭配，比我们的战斗部队撤回二线休整时也要好一些。但是，初来战俘营的土耳其俘虏，大都表演过“绝食”。我们知道他不吃猪肉，其实我们也吃不着猪肉，还是为他们单立了清真灶。这样的白面馒头、大米饭，他们也不吃。一个个饿得东倒西歪，就是不吃。最初是炊事员拿起个馒头，当着他们们的面咬一口，嚼一嚼咽下去，他们才立刻上前抢这个咬过的馒头，狼吞虎咽般地往嘴里塞，噎得直翻白眼，可是桶里放着那么多馒头，还是不敢吃。炊事员回来报告说：“他们一定受过反动教育，认准了咱们的伙食里有毒药，真是糊塗虫，要杀你还不容易吗？何必往饭菜里下毒哩！就这么简单的理儿，也没法跟他说明白。我又不能每个馒头都当面咬一口哇！”

还是炊事班想出了绝招，不送馒头改送米饭。一桶大米饭，炊事员当着他们的面吃一勺，该相信没毒了吧？不行，过来个土耳其小军官，拿起勺子把桶里的米饭上下翻搅一遍，请炊事员再吃一勺。之后，他们就像疯了一般，拥上来抢饭吃，不用碗，下手抓，往嘴里塞，把桶也弄翻了，就在地上抓饭吃，拦都拦不住。

我们当过兵的都知道，三五天饿不死人，极限是七天，如果有水喝，再吃些草根树叶，还能多活一些日子。这些土耳其战俘挨饿几天了？语言不通，也没法问。倒是管理处的领导有经验，说饿久了的人，一顿饱饭能撑死。因此规定，新人营的战俘，只给小米粥喝，给点咸菜吃，一周以后，肠胃恢复了才让他吃饱。喝粥，对饿极了的土耳其战俘最合适，用勺搅一搅，当面喝一勺给他们看，然后一人一碗粥，一小截咸萝卜，先救命，调理肠胃。俗话说，头三脚难踢。打开了这个局面，再有新来的土耳其战俘人营，就一律先喝粥，并且让早来的土耳其战俘吃饭给他看，给他讲解这饭菜里面没有毒药。

美国“少爷兵”的人数最多，也最好管理。我参军前就接触过一些美国人。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长沙湘雅医院住院时，许多医生、护士都是美国人，态度和蔼，认真负责，给我这个患肺结核的7岁孩子留有难忘的印象，母亲还说过，湘雅的美国大夫救了我一命。后来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时，有美国老师，街上也有许多美国大兵，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些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的大兵，但他们是中国的同盟军，史迪威、陈纳德将军在我们学生心目中也很有名气。因此种种，我对这些放下武器的“大孩子”、同龄人，从内心来讲是宽容的。我向白帆汇报过这些思想，他说立场没问题，而且符合党的政策要求。

我的日常工作，是陪着管理员老孙到各中队、小队巡视，给他当翻译。老孙比我大3岁，连级保卫干事，党员，政策水平当然比我高，我很尊重他。这天他叫“生活小组”领香烟，每个战俘每天有10支“大生产”牌的香烟，10天发一次，小组长统一领回去，分给一人5盒。当年没有吸烟得癌这一说，通常的说法是提神、解闷儿，“饭后一支烟，恰似活神仙”嘛。志愿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