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的新疆维吾尔人等，也都安插在这里。据1776年即乾隆四十一年的记载，所有住京的新疆籍人员，以郡王衔的贝勒霍集斯为首，统统编入镶黄旗、正白旗三佐领下进行管理。他们的俸银、禄米、钱粮、马干、出城照票、随围官马、路费等等，都由各自所在的旗分依照规定的成例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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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安排，对于摆脱屈辱的人质生涯而变成皇家贵族的维吾尔贵族来说，无异于一步登天；对于来自西陲绿洲的阿奇木而言，朝廷新贵的优渥待遇也足以十百倍地补偿在故乡丧失了的特权。他们是感恩戴德、乐意为朝廷驱策效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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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顿远方来的维吾尔贵族，1760年1月即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内务府已经将北京的几处房子修造完毕。分配给额色尹他们一大家子人居住的房屋是在长安门以西，就是今天西长安街东段路南，当年被称为“回子营”的地方（东安福胡同是其中有名的一条街）。如迁居京城的图尔都被安置在东四六条居住，得官房22间，受银500两用于置备衣服、鞍骑等物品。伊|斯|兰|教在历史上长期被称做“回教”，将信仰□□教的人民统称为“回人”；为了同内地的穆|斯|林|“回民”相区别，清代将新疆的穆|斯|林|称做“回子”，有时前面再冠以地名作为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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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和卓”家族在南疆的影响，乾隆皇帝是心里有数的。为防范大小和卓分裂事件的重演，乾隆下令将“八爵”一概留在北京，让南疆的大臣们把他们的家眷也都送到了北京。这些人都是|宗教|贵族和头目，当然还得带上一大批照料他们生活起居的跟随、仆役、奴婢，甚至念经的阿旬等，人数很多。清朝政府将他们编入了蒙古正白旗，由该旗都统管辖。这些维吾尔族王公伯克还时常受到皇帝的接见，参加宫廷盛宴，包括一年一度的热河避暑和木兰秋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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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子营”里的主要居民就是维吾尔族工匠、艺人了，他们大多以技艺供奉于宫廷。随着搬迁至京的维吾尔族工匠、艺人的人数不断增加，“回子营”也经历了扩建的过程。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回子营”房屋总数从扩建前的147间房增加到310间。到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回子营”已是人丁兴旺。据是年内务府的呈稿可知，其时“回子营”的居民已由初创时的329名，发展到了约2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