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昼。

这几天闷热异常，电风扇开到最大五档，排风扇也不停地转，我仍然感到浑身湿淋淋。现在停电，室内温度骤然增加十度都不止，汗水立刻涌出来，我用纸扇拼命地不停地扇，仅仅从心理上稍稍缓解一下闷热的强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监室的铁门从晚上七点半关上，六个大活人蜗居于不到八平方米的空间里，无异是一座蒸笼。为了追求心静自然凉的效果，我躺在床板上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双眼盯着漆黑的屋顶，脑子却在紧张地转动。

临近冲刺，这几天北京申奥在我心头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从报上看，北京似乎比巴黎、多伦多、大阪、伊斯坦布尔更有胜出的优势，但又没有绝对的胜算，最后一刻鹿死谁手毕竟无法下决断。这个巨大的悬念，使得我和全仓六个人都牵心挂肠。老吴还有十天就可以刑满释放，他一贯认为北京不会成功，平时夸夸其谈的周某要和他打赌，说成功了愿意给全室同仁每人一份七元的炒粉。连从不留意体育节目的死囚老范，今天也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不放。可是现在毁了，我们不仅无法听完中国代表团的陈述，而且可能无法在十点第一时间知晓申奥的最终结果。从铁窗望出去，对面五十米开外的监狱里光明依旧，电视机也仍然响着，却听不清说些什么。尤其不可琢磨的是听不见犯人的一点儿声响，我怀疑是监狱的值班干警在单独看电视，犯人们可能根本就不关心什么申奥不申奥。这所监狱关的全是从十五年到死缓的囚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些坏人、重犯、社会垃圾，他们怎么会关心申奥呢?

近一个小时过去了，电始终没来。本所值班干警派人打开了囚室铁门，当然是考虑到闷热的天气，对我们实行人道。同胞们欢天喜地跑出院里冲凉，我则出去擦了把身子，又返回来静静躺着等待。铁门开处，室温立刻下降，加上纸扇，已经处于可以忍受的温度之下。这时天下起了小雨，给我们增添了几分凉意。

十点多了，已经到了预定见分晓的时刻，电仍然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老吴叹息说：“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有个收音机就好了。”收音机也是禁用物品，我曾偷偷买过一个短波收音机，后来搜仓时被没收了。我安慰他说：“不要紧，监狱电视机一直开着，到时候一定会有反应的。”我的话音未落，隔壁突然传出一阵突如其来的欢呼，那显然是不下数十人的声浪。我这才明白，原来“社会垃圾”们都在关注申奥。

我脱口而出：“成功了!肯定成功了!”

我们全室六个人尽情欢呼起来，真正是又拍手又欢呼，非常非常开心。奇怪了，谁都高兴，连一贯说“成不了，成了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还不是坐牢”的老吴，也蹦起来跳得老高。在黑暗中，我们除了狂叫之外，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办法来表达内心的亢奋。

其实，我心里仍然不踏实。1993年7月，北京第一次申奥失败，我正好在北京。那晚闹了一个令人心酸的笑话。萨马兰奇在颁布结果之前，先对北京等几个落败城市表示感谢。而守在电视机前的人们神经高度过敏，当听到“感谢北京……”就欢呼起来，开始敲锣打鼓放鞭炮，有的地方甚至开始游行。可是最后的胜者却是悉尼。这一回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文化低下的“社会垃圾”们会不会也听错了?让我们重吃“二茬苦”？我不敢确认。电视啊电视，你他妈为什么早不停晚不停，偏偏在这时候……

突然，灯火大亮。

我慌忙看表：十点零八分。

同伴急忙摁开电视，画面上是北京世纪坛万千群众狂欢的场面这次没假了。

我们再一次跳起来，又一次狂吼狂叫。

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一遍遍流。但我保持了不过于失态。监室中流泪，常会被同伴们轻看。我是个很重仪表的人，不愿意让他们看见，所以我一次次偷偷擦去眼角的泪水。

电视上反复播放了萨马兰奇宣布最终结果的情景，中央台组织了盛大的晚会，世纪坛红旗如林、欢声如雷，天安门人流如潮……江泽民带着全体常委先后来到世纪坛、天安门，喜形于色，这些让我看来，是万分的高兴，如愿。

当电视上播出李岚清在莫斯科接受中央台采访时，我清楚地看到这位69岁老人泪水盈眶，我的泪水再一次涌了出来。

我并不太在意此后的晚会，不知为啥，这时候，我最想念的是父母、女儿和兄长等家人。我相信他们肯定也在电视机边，肯定也在欢笑。

经历过这一晚，我相信对囚徒们又多了一种深一层的认识。我在这一晚内心真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