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罪起诉。

据报道，杜培武的妻子也是一个公安，与上级某领导有私情，二人一天晚上驱车至昆明市郊高速公路旁偷情，被一伙杀人如麻的歹徒撞上当场杀害。案发后，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组织侦破，没有线索，于是怀疑是女死者的丈夫杜培武怒杀奸夫淫妇，所以将他拘押刑讯。而案发时，杜在家等候妻子未归，独自睡觉，所以无人证明他这一段时间的行踪。办案人员合理怀疑他是作案去了，棍打拳击无所不用其极。杜培武受刑不过，只好一一招认。昆明中院一审判他死刑，云南高院发现此案存有疑点，采取折衷手法，改判死缓，刀下留人。杜培武被羁押两年后，杀人集团被抓获，供出杜妻被杀实情，证明与杜培武毫不相干。杜因此被平反。事后证实，杜冤案完全是由于办案人员屈打成招。可怜杜培武直到妻子死后才从办案人员口中得知妻子的奸情，却因此被关押长达二十六个月，还险些被杀头。

其实，类似案件并不少见，本所曾关押长达四年的洪祖全案，与杜培武案实际上有异曲同工之肖。

1997年1月16日上午，K市一幢居民楼内一个女人被杀，死者的丈夫洪祖全上午十点多下班回家，发现妻子死在客厅中央，头部流血，于是马上电话报案。公安勘查现场，认定她“系被他人堵压口鼻部，并摔磕头部后，持方状铁器打击头部，致颅脑开放性损伤死亡。”多方侦察后同样没有线索。办案人员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怀疑是其夫洪祖全作案，于是先将他拘留。因证据不足，检察院不予批捕，公安乃将洪转入监视居住。洪祖全说，在此期间，办案人员采取多种手段反复折磨他，有时让他跪在硬地上一跪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讲述时特意拉起裤腿，让我看膝盖上的伤痕，两膝确实伤痕累累，显然是溃烂后又愈合的。加之罚站，不让喝水等，洪说忍受不过，只好违心招供是自己杀了妻子。这样形成了所谓口供笔录。但洪说，每次忍受不过违心招供后，第二天自己就会马上翻供，如此反复多次。但办案人员往往只保留他招供的笔录，丢弃他翻供的笔录。所以后来批捕入所，一关好几年没有结果。直到2000年4月，检察院才正式起诉。

法庭为洪祖全指定了律师，而且是两人，足见对此案确实很慎重。洪祖全在法庭上提交了由我根据他的叙述草拟的自我辩护词。他详尽地描绘了案发前后的事实经过：

“1997年1月16日早上六点，我起床煮女儿的早餐，六点十五分我叫醒女儿洪虹。她起床后便刷牙、洗脸，然后吃早餐。我泡茶在一边，自己穿衣和鞋子，然后去卧室找爱人要了一毛钱。我女儿吃完早餐，我给她拿了一瓶矿泉水，我爱人去卫生间后在客厅与女儿说着什么。我已去门外等候，女儿匆匆出门下楼，这时是六点五十五分。我将门关紧，随手拿了门口的垃圾，关了路灯，然后下楼。下楼时我踩空了楼梯，跌歪倒在墙上，发出很大的两声响声。女儿在下面听见叫道：爸，什么事?我说：没事，走吧!在二楼拿单车时，女儿再次问我：爸，你刚才跌倒没有?我说：没事，走吧!我们各拿各的单车下楼。我在后面关好铁门才离开的。

当天上午十点正，我在医专下班，因故耽误了大约十分钟，然后骑车回家。在二楼放单车时，我看见出纳员杨淑琴，但我们没打招呼。我锁好车又下楼去菜市买菜，买了十元骨头，两把青菜。回到家门口发现我走时关好的木门虚开着。我推开门，看到爱人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床毛巾被，头部很多血，手和脚都变白了。我大吃一惊，马上退出来，看对门王雅家门开着，我就大声喊：王雅，王雅!王雅走到门口，我对她说：我老婆被人打死了，你懂不懂公司保卫科的电话?她说不懂，但可以报110报警。我请她帮我打了110，自己快步跑去二楼，想叫办公室的人帮我打电话去公司保卫科，但办公室没人。我又返回宿舍，是这个时候看的钟，还是报案前看的钟，我因神情慌乱，已经记不清了，只记了一个十点三十五分。我在屋里，从客厅看到卧室，从卧室走到电话机旁，准备打电话通知家里。这时发现厨房和我女儿卧室的灯已灭了，我女儿床上被盖叠得整整齐齐。

我没找到电话本，凭记忆打了几个电话，通知了几个亲属，然后去了一趟卫生间，出来后没多久，公安就来了。

以上事实，证明我爱人并非我所杀害。”

按说照无罪推定原则，应该判洪无罪释放，但我们固有的审判观念作怪，虽无确凿证据，也不肯轻易放人。开庭两个月后，法庭作出了一审判决，判洪氏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实，按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