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十三辆要少。按照新刑法，他最多是无期，完全是托了新刑法之福。而如果依照旧刑法，盗窃数额在十万以上者，基本上都是死刑。命运给李书新打了一个幸运的“时间差”。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即使作案在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正式施行)前，但审理终结于该日期之后的，新旧刑法哪部量刑轻遵从哪部刑法审理。所以，李书新已经完全逃脱死亡威胁。

这其实是他第二次逃出死亡阴影。他说，被捕那天，他险些被公安子弹击中丧命。他说，他们先后偷了八辆摩托车，都顺利得手。偷第九辆时，没想到公安在附近事先已布控。他们三人得手后，正要离开，就发现有人已追上来。三个立刻作鸟兽散，李书新和一位在逃主犯骑着赃车逃走，另一位同案站在原地束手就擒。公安在他们车后连连开枪，李书新说其中一枪贴着耳根飞过，想起来相当后怕。主犯为躲避枪弹，驾车作大幅度摇摆，不料将后面的李书新甩下车去。主犯自己驾车逃掉了，李书新却被周围的老百姓抓住。他说，足有几分钟后，追击的公安才赶到把他铐住。他说，他曾向老百姓求情，要把手机等物给他们，可是那些人不干。

李书新是湖北一个农民，已婚，有两个孩子(据称一个是抱养的)。他说他刚到K市时，身上仅剩五元钱。他用这五元钱，竟维持了整整五天。每天只吃一顿饭：五角钱买碗饭，五角钱买碟咸菜，其他时间就喝凉水。晚上随便找个地方困一觉，好在K市不冷，好过。后来他无意中捡了一百元，真是喜出望外，马上去饭馆花四十多元，大吃了一顿。剩下的钱又维持了好久。

他的经历，使我想起了老林头的一番话。记得我入所不久，老林头找我谈心时，感慨地说：那些大陆的盲流，身上没有钱，在K市没有亲戚朋友，本身又没有什么手艺，来到K市怎么办?结果不是偷就是抢。这话确实有道理。

李书新闭口不谈何时开始偷摩托车的，也闭口不提如何学的偷车技术。偷摩托车不比偷自行车，急了可以扛上跑，他必须先开锁，而且时间不能长，毕竟是偷车不是买车，不容许慢慢腾腾挑半天。他们往往必须在一两分钟之内，就要处理完，发动骑走。否则麻烦就要临头。从这方面说，他们也算是“技术型”犯罪。

第五个，本仓老大范某。按报纸上的说法，他作为主犯，策划实施了诈骗四千万元的行动。按刑法规定，金融诈骗中有三项可以判死刑：一是集资诈骗，二是信用证诈骗，三是金融票据诈骗。老范涉案中，有三千万元是金融票据诈骗性质，理论上讲，有死刑的可能，或者说，在死刑的范畴内。说他是死囚或候补死囚，本来不算错。

但是，自韩玉姬之后，近两年了，没有第二个因诈骗罪被判死刑的。所以，论金额论情节，不大可能被排为第二个。他只能算是“准死囚”。

第六个就是我自己。如果法庭确认我“贪污”一百零二万，依照刑法，也在死刑范畴之内。办案人员和审查起诉人员，不止一次以死刑相威胁，所以我不能自视清高，认为自己不是死囚。其实，我是一个比老范更标准的死囚。管教科陈科长张口闭口叫我“死囚”，并不都是开玩笑。

死囚之仓，至今还没有任何人打脚镣。但不等于说真的都逃脱了危险。

四十三第二交响乐地狱之门安魂曲（十一）

（十一）“最大贪污案”

新来的小胡，无意中说起一个人，令我想起一桩大案子。

他说的这个人叫熊元龙，小胡称自己与熊本来就是朋友，后来第一次犯案被捕时，又关在一个看守所一个监仓内，所以很熟。由于这个人姓名很熟，我问小胡：此人什么案?他说，也是贪污案，而且是全国“天字第一号”贪污案。这下我马上回忆起来了，熊元龙是K市三千三百四十四万特大贪污案五个主犯中熊××的儿子。

这个案子我太熟悉了，因为我从头至尾拍摄过它。

此案发于1992年，共八个人涉案被捕，其中五人被判极刑处决，熊元龙的父亲为其中之一。此案是通过K市工商银行东风办事处会计薛根和，以开据空头汇票形式，由同案陈贻全、赵东方等几位带去外地解付。他们先后作案长达十个月，开据数额不等的汇票达数十张之多，绝大部分都解付成功。案发后清点涉案总额为三千三百四十四万元，个案贪污数额为当时全国之最。

这个案件的始作俑者是薛根和与某公司经理陈贻全。陈与薛历来以父子相称，关系亲密。陈有一次找薛，商量搞一笔数额较小的款项，用于资金周转，这就是第一笔。薛考虑数额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