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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囚：与世隔绝

一序曲法场目击（一）

世纪末一个冬日，离春节仅有七天，晚十时左右，我带着摄制组从北京飞抵东北边陲延吉市，任务是现场拍摄一个死囚伏法实况。这个死囚是我国1979年颁布刑法以来因诈骗罪被判处死刑的第一人。在飞行于夜空的机舱里，我从同行的法官手中看到了死刑执行命令。死刑令由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签署，加盖了他的名章和最高人民法院大印。根据法律规定，死刑令一经签发，必须在一周内执行完毕，本次死刑执行时间定于第二天上午。

次日清晨七时许，我们的车队静静地驶进延吉市郊的看守所大院时，天已经大亮了。澄黄色的阳光倾泄在积雪皑皑的门前，两队士兵徒手列队排在两边。正对狱门，在一辆满载武警战士的卡车上，架起了肃杀的机枪。三三两两的法官、检察官和公安人员，守在门口低声交谈。

我带着记者、摄像，从白色面包车上下来，延边中院金副院长招手叫我们快去。女记者没经过这种阵势，先就怯了阵，悄悄对我说：“菜鸟，我不敢上了，今天采访你来吧！”说着她把话筒也递了过来。这个时候，没有时间去慢慢商量，我马上不由分说接过话筒，招呼摄像跟上。

两位法官、一位检察官在前，我和摄像老赵紧随其后，从左侧的一道小门进了看守所。穿过短短的一条小巷，就来到看守所院内，没等我们站稳，死囚韩玉姬已经在许多军警簇拥下走了出来。

韩玉姬，40多岁，女性，穿一件灰黄相间的旧羽绒服，短发，没打脚镣，没带手铐，手里捧着一捆东西，踩着厚厚的积雪“咕兹咕兹”一言不发地走来。这时，阳光照到院里，雪地泛着光有些刺眼，韩玉姬不由自主眯缝着眼。两位头戴钢盔身材高大的女警迎上去，一边一个架住死囚，将她带到一间提审室里。

提审室约有十来个平方米，除了法官、检察官、女警和我们外，其他人一律被挡在了门外。我和摄像立刻选好了拍摄的最佳位置，按照预定计划，摄像机从进院起就一直开着机。

法官中戴眼镜的那位年轻人，将死刑执行命令用朝语读给韩玉姬听，韩玉姬这才明白今天原来是她的死期，她马上哭叫起来，同样用朝语嚷嚷，显然是在拼命申辩。她一边哭一边把手里用报纸裹着的东西打开，摊放在桌上给法官看。事后法院的人告诉我，当时她说自已愿意立功赎罪，写了好多检举和坦白材料，请政府留她一条活路云云。法官让她在执行书上签字，她死活不干。最后法官和检察官碰头耳语后，由法官在执行书上签下一行字“犯人韩玉姬拒绝签字”。当韩玉姬哭闹时，两个女警紧紧抓住她，不让她挣扎得太厉害。

这时，法官们退出了提审室，进来一位女看守，对我们说：“请男同志都出去。”

我明白她们要给韩玉姬换衣服，马上招呼老赵停机，退到大门外等候。

我们前脚踏出提审室，后脚门就关上了。门上的小窗也被布帘挡住，看不见门内的动静。我只听见几个女人七嘴八舌用朝语说着什么，显然是在劝韩玉姬面对现实。韩玉姬的哭声很快低了下去，最后没声了。这时，有一个杂役模样的男人扛着一大包被卷之类的东西走了过去，法院的人告诉我，这是韩玉姬用过的东西。按照某种不成文的行规，处死后死囚的遗留物品都要处理掉，不能继续留下。

大院门外，我们来时乘坐的十二座面包车，被指定为囚车，金副院长规定除司机外，其他跟车的人员是：两位女警，一位女看守，我，摄像，女记者，加上韩玉姬。其实记者既然不采访，上这辆车是多余的，但事到临头我也顾不上另外安排她，只好叫她自己上最后排角落坐好。

大约过了五分钟，韩玉姬穿戴一新出现在院里。她换上一件新的紫红色大衣，脚上换上一双白色新牛皮鞋，头发已经梳理过，不像刚才那样乱蓬蓬的，脸上甚至淡淡地涂了一点脂粉。也许是大家做了工作，也许事已至此想开了，当她走出来时，与刚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