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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密院》一书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来谋篇布局，作者分上、中、下三篇分别探讨了唐后期、五代十国、宋初枢密院的发展情况。?萝,拉¨小￠税~ +已¨发+布·蕞_歆?璋?踕/就枢密院来说，唐五代史料较少，但研究比较丰富；宋代史料丰富，虽研究不多，但有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存在。因此，如何从前人的研究中“突围”，写出新意，是作者面临的重要难题。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前贤的丰厚积累，作者在重新解读材料的基础上，对不少学界的“老问题”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新解读。

枢密使与枢密院的产生时间是枢密院研究中讨论众多而又难有定论的问题。作者之前，学界的研究归结起来大致有五种说法，即永泰二年（766）、元和元年（806）、元和五年、宝历二年（826）、咸通七年（866）以后。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学者们对史料的理解不同。《册府元龟·内臣部·总序》有言：

永泰二年，始以中人掌枢密用事（代宗用董秀专掌枢密）……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二人（刘光琦、梁守谦皆为之）。[6]

这段材料中，董秀掌枢密是否等同于枢密使，是学者对枢密使出现时间认识歧义的主要原因。_狐?恋`闻/血, *已/发′布`最\辛~蟑!结~作者通过排比材料，以《旧唐书》中对杨复恭的记载为例，认为“史籍中对枢密使的记载，如是强调其职务，通常是‘枢密使’或‘内枢密使’；如是强调其职任，则往往是用‘掌枢密’‘掌枢机’‘知枢密’‘知内枢密’等用语”（50页），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确认董秀为史料所见首任枢密使，将枢密使的设立时间上溯至代宗时期。此外，作者依据《旧唐书》《西川青羊宫碑铭》以及前蜀“内枢密使”设置等材料，判断唐代枢密使的正式名称应该是“内枢密使”。与此相应，枢密院出现时的正式称呼应是“内枢密院”，其证据来自《师全介墓志》中师全介“充内枢密院孔目”的记载。

枢密使产生的问题厘清后，作者讨论了两枢密制度与枢密院的产生。以往学者多根据《册府元龟·内臣部·总序》“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二人（刘光琦、梁守谦皆为之）”的记载，认为两枢密制度的出现是在元和年间，具体时间却并无定论。′r`a?x~s_w_.￠c!o-m,作者根据对梁守谦仕履的考证，证明刘光琦、梁守谦并非同时为枢密使，而是先后为之；根据《刘弘规神道碑》等的记载，将各种或明或暗的线索整合起来，确定元和十四年（819）刘弘规和魏弘简同为枢密使，此后两枢密使的设置作为一项制度而长久存在（64页）。枢密院的产生时间，以往的研究者多根据裴廷裕《东观奏记》中唐宣宗任命宰相一事判定宣宗时期枢密院才得以建立。作者利用《师全介墓志》中师全介元和（806～820）初曾任内枢密院孔目的记载指出枢密院至少在元和年间就已经存在。之后作者又通过重新解读史料中关于枢密使“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贮文书而已”[7]的记载，认为枢密使“自其始便是有使有院，不曾有使无院，也不存在由使到院的发展”（68页）。

唐宋时期枢密使的研究，基本是沿着内诸司使和中枢体制两条脉络进行的。《枢密院》一书以二府制的形成为核心，所关注的自然是中枢体制变迁的脉络。枢密使对中枢体制的影响，也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吴枫、关大虹认为枢密使的崛起是中唐时期三省制削弱的原因之一[8]。俞鹿年认为枢密使、神策中尉、翰林学士均成为中晚唐中枢决策系统的一部分[9]。贾宪保突破三省制框架，认为枢密使、神策中尉、翰林学士成为新的中枢成员，新中枢体制形成[10]。袁刚比附三省制，将中书门下、枢密、翰林称为“新三头”，赋予枢密使和翰林学士二职更大的意义[11]。如果说强调枢密使的影响是“加法”的话，作者的工作与上述学者们不同，更多是在做&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