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因为尤斯特·班尼斐勒男爵的死，而突然获得好处？”

他浓眉下的眼睛，掹然向台下发出询问眼神，但众人仍尽职地扮演听者的角色，没有人草率地回应他。

这时，身为经验丰富的雄辩家，查尔斯爵士反而不能草率地给大家解答。他暂且把这个大问号搁在心里，先跳到另一个主题上。

“如我所见，此案只有三个实质的线索，”他以闲话家常的口吻继续说道。

“想当然耳，我指的是那封伪造的信、包装纸，还有巧可力本身。包装纸之昕以有用，在于上头印有邮戮。上面的印刷体地址，我判定毫无用处。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写出那玩意的。我个人觉得，这无法透露出什么。关于巧克力和那个盒子，我看不出有什么做为证据的价值——说不定是我错了，但我实在看不出来有此可能。它们是一种知名品脾的巧克力，到处都有商店在贩卖；想藉此追查谁是购买者，这应该是徒劳无功的。甚至警方在这个方向上，可能早就试过各种可能性了。简言之，我就只剩下两件证物，伪造信及印有邮戳的包装纸，所以我的整个推演架构，就建立在这两者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