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留学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凡是在所在国混得比较好的，留学成绩突出者，对所在国的印象一般都比较好；反之，则怨言要多一些，甚至会满腔怨恨。

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是五四运动中众口一词指认的卖国贼。“五四”当时编的小册子《青岛潮》，甚至说火烧赵家楼时，学生冲进曹汝霖家，发现“曹氏之客厅正中，悬一日皇御像”。（事实上后来很多大陆组织的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回忆中，没有一个人这样说，可见并不是真的）不仅学生这样看，市民这样看，连政府内部的相当一部分人士，包括一些有实力的军阀也这样看。直系军阀自不必说，吴佩孚等骂曹、章、陆骂得比学生还厉害。连皖系干将张敬尧，在运动期间，也打电报要求罢免这三人。安福俱乐部控制的国会，也接二连三提出弹劾曹汝霖、章宗祥的议案，明白说他们是“国贼”。

在运动当口上，还有很多人声言要拿住这三人，连同他们的家人一并杀掉。连摆地摊、说相声的都编了相声《揣骨相》，指桑骂槐地骂他们，“没骨头，金钱搂足，以外人为护符”。说他们属于“大贼骨头”，卖国求荣，明知挨骂装聋子，是“现代秦桧”（张寿臣相声）。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样从知识界到底层百姓高度一致，甚至国共两党高度一致，万人唾骂的人物，大概除了袁世凯，只有汪伪政权的三剑客，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

的确，他们三人是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不仅在皖系当家时如此，此前很长时间，都是如此。日本大隈内阁倒台，寺内上台之际，日本方面曾经特意表明要曹汝霖担任特使访问日本，重商两国关系。北京政府随即通知驻日公使章宗祥，准备派曹汝霖以赠勋为名，出使日本。但是，此议遭到国会方面的激烈反对，国会为此，几乎要炸了窝。最后，北京政府取消原议，改派老资格的官僚熊希龄前去，但被日本方面拒绝。按西原龟三的说法，日本方面的公开提议中还有徐世昌的名字，但实际上日本方面的真实想法，曹汝霖才是最为合适的人选。而当时急于跟中国改善关系的日本寺内内阁，居然为了一个曹汝霖，如此羞辱中国政府，可见日本方面对曹的看重。

当然，国会和舆论对曹任特使之事群起而攻之，也是因为他的亲日之名。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证，其实还在清末时，日本当局已经开始刻意结交受到重用的曹汝霖，日本使馆不时宴请，“从此惹人注目，亲日之名遍于京朝”。所以，在晚清，就有报人（北京的《国风报》）攻击他是中国的国奸李完用。到了民国，他们的亲日名声，还越出了国境，在西方世界也有人知道。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在见过了来访的陆宗舆之后，说他是一个“身材瘦弱、态度和蔼、思想敏锐并且喜欢玩弄手段的人”。芮恩施对曹、章、陆三人了如指掌，并评价说：“这三个人的联合，一般称之为‘三钻石’。”显然，这样的“三钻石”，并不是美国人喜欢的组合。所以，这位美国公使对曹汝霖的评价就更糟，在他看来，“曹汝霖为人玩世不恭，重视实利，尖刻敏锐”，“他自己是日本人在华政策的最顺从的工具”。他甚至认为曹对中国的共和政体缺乏起码的忠诚。

曹、章、陆三人，都是19世纪末比较早的留日学生。在中国的留学史上，留日学生的数量最多，多到跟去英美的学生完全不成比例的地步。但绝大多数留日的学生，都是学速成的。日本人出于挣钱的目的，专为“清国留学生”办了许多速成学校。一年就了事，学到什么，只有天知道。多数人连语言关都没过，反正当时的日文跟中文相差不大，学了几个新名词，回国就可以唬人了。能进正规的专门学校的，大约3%或4%，进大学读本科的，不足1%。

曹、章、陆三人，都是日本名牌大学的本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见机得早，赶上了好时候。曹汝霖先进早稻田，然后转到东京私立法学院（1903年按照专门学校令升格为东京法学院大学，1905年改名为中央大学）。而章宗祥的经历简单一点，是明治大学的毕业生。跟曹汝霖一样，章宗祥回国后参加特别为留学生准备的“科举考试”，被赐予进士头衔。曹汝霖名次还非常高，排名榜眼。陆宗舆也不差，在日本政治家摇篮的早稻田大学毕业，不过回国的留学生考试却没考好，只得了举人头衔。曹、章、陆三人，由于去得早，日本政府有优待政策，入大学无须考试，而且由于人数很少，“清国留学生”很稀罕，自然很得优待。据曹汝霖说，他来日本最初两年，留日学生文武都算上，也不过56人。

他们三人，作为留学生而言，其实命运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