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为“人民的权利”，这种解释源于法国大革命，源于卢梭的理论，其实质为一种“集体”的凌驾于个体的人之上的权利。另一种即为作为人个体的权利，这是一种近代英美的概念，源于洛克、约翰·密尔，也源于美国独立宣言，它的本质是宣称每个人拥有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利，强调这种权利的神圣性（源于自然法的神圣性）。后者，实际上就是眼下十分时髦的“人权”。

这种在当时又可被称为民权的“人权”，是以社会的个体本位作为前提的，从这种前提出发，人权又引伸出民主、自由和平等。

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康梁等人所热衷的民权到底属于哪一种呢？还是让我们来看他们是怎样说的。梁启超在《时务报》时期，谈民权谈得最多，他曾这样说过：

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人所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

从这里看，宛如约翰·密尔《自由论》的口气，所以说，康梁所谓的民权没多少法国气，而更多的是英美味。曾亲自研究过约翰·密尔的严复，当然更是这种论调，还在《时务报》未问世之前，他就在《直报》上发表文章《辟韩》宣称：“民之自繇，天之所界也。”（注：严复将约翰·密尔《自由论》译为《群己权界论》，文中今译自由者，均译为自繇。）而民之自治之权，就来源于天赐的“自繇”。

进一步，由这种天赋“民权”，他们顺理成章地将之导向民主，导向议会政治，甚至导向公开对君主专制的否定。梁启超说：“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何谓缺权？国人有权者，有不能有自主之权者；何谓无权？不知权之所在也。无权恶乎起？曰：始也，欲以一人而夺众人之权，然众权之繁之大，非一人智与力所能任也，既不能任，则其权将糜散堕落，而终不能以自有。”这是公开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尚且暗示君主权力的不合理，至于梁启超等人的私下议论，则更是“非圣非君”，他曾在时务学堂学生的笔记上批道：“臣也者，与君同办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这样说来，君与臣就成了雇佣关系，合则留，不合则散，“三纲”就等于一张废纸。这话可以与孔融人之于母，像瓶中装物的妙语相映成趣，启发梁启超思路的是西学，但他灵感的来源却还是传统。

在另一份的时务学堂学生笔记的批注中，梁启超还写过这样的文字：“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圣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后来，叶德辉、苏舆等人在此条旁加案语曰：“二十四朝之君主，谓之民贼，而独崇一孔子，是孔子之受历代褒崇为从贼矣。”叶德辉之流虽然无耻到说：“宁可以魏忠贤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贵，断不可以康有为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但是他们看康梁有时还是看得很准，或者说嗅觉很灵，梁启超的确有很明显的“非圣非君”的思想倾向，抬孔子压君王，最后孔子也只能是摔在地上。

谭嗣同这位豪侠之士比他的同志来得更直接了当，他说：“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就像乡下乡社赛会，必须找一个人总领其事一样，如果不称职，就得换掉。又说：“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民之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进而更借“学问冠绝地球”的法国人之口，出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以泄万民之恨。”

中国的文人，大概说的和做的总难达成一致。康有为后来的学生总是感到疑惑，不知为何老师推崇民主却要保皇，倡言男女平等却又要左一个右一个地纳妾。其实，梁启超与谭嗣同也未尝不如此，不过性质稍有不同。有英雄豪气的谭嗣同断不会做出不英雄的事来。谭嗣同和梁启超对君主一无好感，甚至还相当嫌恶，可到了变法实践中，他们可以说都对光绪很忠诚，尤其是谭嗣同，进京之后入值军机，杨锐说他最党康有为，然当值尚称安静，说明思想激进的他处理现实问题时很冷静，也很能替光绪着想。政变的危难之际，他首先想到的是纠合江湖侠士营救光绪。最后能逃而不逃，从容赴义，虽然本意并非“以死殉主”，而是要以他的血来唤醒世人，但在形式上却很像是“主危臣死”古之忠臣义士（维新派后来也就是这样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