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进入1898年的9月，新旧两党的对立已成水火之势，裁撤詹事府等六衙门和取消旗人特权，以及光绪在火头上摘掉了礼部六部堂的乌纱，这些举措在京城得罪了太多的人，成千上万丢了差事和被允许去自谋生计的旗人再加上成百上千同样“受伤害”的议员及家属亲友，有能量有地位的，就到西太后面前“环跪”与“哭诉”，其他的人则怨声载道。北京城里，就像到了“谣言世纪”，京城大街小巷，店铺、衙门和民居，一时间讹言满天飞，小道消息满街窜。一会儿说是翰林院也被裁撤，一会儿又传御史们位置也将不保。更可恶的是，还有传光绪购进大量西装，准备改服饰剪辫子，或者传光绪将入教，康有为进迷药，使光绪丧失了本性，甚至传维新派要尽诛满人等等，荒诞不经却不胫而走。这些讹言与流传的情景，很有些像农村里的打教讹言的传播。传着传着火药味就出来了，京津两地，有关西太后对光绪不满的传说渐渐多了起来，西太后即将出面干预的传闻渐成满城风雨之势，传得最多的是西太后将借去天津阅秋操之际，下手废掉光绪。

应该说，传光绪的讹言不是真的，而关于西太后的传闻也非实。慈禧如欲搞掉光绪，按当时的情形，并不用那么费事，还得等到去天津借北洋三军之力发动“兵谏”，她在北京举手之劳就可以让光绪变成个废人。但是，沸沸扬扬的谣传却使得新旧两党对峙的空气分外紧张。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在甲午战后的一段时间内，西太后对于变法以及交权的问题一度表现出相当的犹豫，虽然内心深处并不愿意放权，但却也不愿背千古骂名，甲午战争期间有言官说她主和并牵制光绪，使她很恼火，虽说处罚了这些胆大“妄言”之人，但毕竟使她有所忌惮。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虽然她并没有声言放弃干政的权力，可对朝政却相对来说放松了一点缰丝，臣工的奏折十天半月才能大略地看一次，几位很得力的大臣也被光绪罢了官。但是，维新派自瓜分危机以来紧锣密鼓的变法鼓噪中非常旗帜鲜明的“皇帝倾向”却再一次刺激了她的神经，她愈发意识到她根本无法容忍权力的丧失，愈是口头应允“吾不内制”，其内心的失落感就愈强，于是在担心光绪把事情办坏的借口下（这是对人的借口，也是对她自己的借口），再次伸出手来，频繁地干预和观注着“新政”。据林克光先生的研究，慈禧在1898年之前，查阅臣工奏折及光绪上谕不过三五日一次，或者十余日乃至二十余日一次（均由军机处根据慈禧的要求呈览），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查看的次数越来越多，“至百日维新期间则必须每日‘恭呈慈览’”。而且光绪还要经常去颐和园“汇报工作”，而她有时也还宫亲自查看监视，根据林先生的考证，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共去颐和园12次，而慈禧还宫8次。几乎等于牢牢地把光绪拴在了她的裙边。

我们在前面说过，慈禧并不是不愿意变法，但她确实真的不愿意因变法而失去权力。康有为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考》和《日本变政考》，说来说去都是皇帝如何如何，如果光绪照样学着干，她这位太后早晚要被晾成干鱼。以她的经验，没有一个班底，光绪的归政就永远是有名无实，所以，她一方面答允光绪变法，一方面又阻止康有为等人成为光绪的顾问，甚至在百日维新一开始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翁同龢赶回了老家。之后，又拙败了康有为开制度局（即为光绪准备自己的变法军机处）的图谋。光绪和维新派利用慈禧的政策缝隙，把谭嗣同等人塞进了军机处，慈禧原以为军机章京这样中低级的官吏成不了什么气候，但实际上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光绪自翁同龢去后的缺憾。显然，慈禧对此是相当恼火的（不然不会政变后不分青红皂白将四小军机全杀了）。政变前夕，当光绪与四小军机听了康有为的主意，想开懋勤殿作为制度局的替代，搞一个10人组成的皇帝议政、顾问班底，由于据说清朝前代有开懋勤殿的先例，故想借“祖制”来使之成功。维新派为此很花了一番心计，又是查阅三朝“圣训”，又是组织底班，由徐致靖和王照分别上奏举荐。当然名单里少不了大名鼎鼎的康梁。

西太后最不愿意的事就是让光绪拥有自己的班底，但是维新派几次三番地要凑成这样一个班底，皇帝权力的加强，就意味着她的权力的失落。对她这样一个极其功利的人来说，变法的措施怎样，她倒并不是很在乎，连废八股这样举措她都很痛快地答应了，旗人们如丧考妣的哭诉，她也未必真的放在心上，她最关心的还是她的权力。任何对她权力的挑战，她都要坚决而不手软地回击过去（庚子年，为了一份向她权力挑战的假照会，她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