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政权以及政权的领导人都有一个权力的合法性依据的问题。它关系到权力运行的是否顺畅和民心民意的向背。尽管传统社会里政权都有武力的背景，但马上得天下的“强人们”却从不敢懈怠了为自己政权寻找合法性依据。

春秋五霸遥奉那毫无权威的周天子，为的是换来自家霸主身份的合法性。如果没有哪怕是空头天子的认可，只凭武力，阻力就会大得多。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目的就是使自家的权力披上汉天子的外衣。“禅让”、谶纬都成为改朝换代者取得合法性依据的借口。此外五行轮换、五德交替，以及天相以符人事（即皇权受命于天）的种种理论，都是为皇权寻找合法性依据的大本大源。

明清两朝的统治者都将尊孔作为获得或曰加强合法性依据的手段，但他们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作为权力主要的合法性依据，而后者正好相反，必须强调胡夷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如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强调周文王是东夷之人等等的妙论）。

合法性依据也可以凭借长时间而且有效的统治获得，满清入关，由于推行剃发令，曾引起了激烈的反抗，怀有强烈民族情绪的士大夫也长期坚持反清活动，但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武力征服与怀柔政策交相施用，满清稳住了江山，渐渐地，一般老百姓开始习惯了异族统治，而士大夫也纷纷归顺新朝，从而满清也就获得了统治的合法地位。

一旦一个朝代确立了其合法性，那么这个朝代的合法性依据已经有了，但每一个统治者的合法性仍需讲求。一般来讲，按正常继承程序继承皇位的人，有血缘和上届皇帝的“遗诏”作为依据，大体不成问题。但如果争位者比较多，争夺激烈，也会出现疑问，如雍正的继位，种种谣传一直传到清亡仍未止息。他自己跳出来解释，反而越擦越抹越黑。乾隆以后，由于密诏传位制度的实行，像他父亲继位那样的风波消失了，但三传之后，又出现了他们列祖列宗也难以预料的太后临朝问题。

我们在前面曾反复讲过，太后临朝称制在有清一朝没有制度上的依据，但是一方面是由于那拉氏身为小皇帝之母的特殊地位，一方面也是她具有的政治实力和手段，她还真的脱颖而出了。

不过，在她垂帘之初，她是巧妙地借用了皇室宗亲的地位和招牌，掩饰了她不合祖制的行为，咸丰的亲兄弟恭亲王奕不仅顶上了清朝废置已久的议政王的头衔，而且还兼任握有实权的首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以他皇帝至亲的身份，直接出面秉政，多少冲淡了那拉氏的违制之举。

在西太后垂帘的最初十年，西太后的行为是十分谨慎的，摆出了一付精励图治的架式，还时常听大臣给她宣讲经史。而且恭亲王也的确拥有实权，实际上是他与西太后在共同掌权，西太后对恭王也相当在意，清朝几代皇帝为阻止八旗子弟的腐化，曾几次三番下令禁止旗人看戏（实际上从未真正禁住过），到晚清时节，禁令早弛。西太后本人是个戏迷，但在这个阶段，她就是不敢在宫中唱戏。她与恭亲王除掉了肃顺，但却仍然重用肃顺重用的汉族大臣，卒赖其力，得以剿平太平天国，迎来了所谓的“同治中兴”。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新的“王与马治天下”（东晋时人称王导与晋帝司马睿语）。因此，《清史稿》评论这一阶段的统治时说：“穆宗冲龄即阵，母后垂帘。同运中兴，十年之间，盗贼划平，中外乂安。非夫宫府一体，将相协和，何以臻兹？”剔除其中的谀词，倒也说出几分实情。

可是，老天不作美，西太后垂帘垂到十四年的时候，同治帝一病不起，一下子她统治权的依据就要丧失了，这次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比咸丰死时还要严重，眼看她辛辛苦苦挣来的权力就有付诸东流的可能，据说，西太后曾说：咸丰死时她虽然悲痛（也有几分高兴，因为这给她提供了一个机会）却“以为犹有穆宗可倚，孰意穆宗至十九岁，遽又夭折，自此予之境遇大变，希望皆绝。”也就是说，西太后的统治权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不过，这一次的危机也有对她有利的地方，这时的她，已经经过了十几年统治风雨的考验，不仅成熟老辣，而且有了“政绩”。在祺祥政变时她仅仅凭阴谋，而这时的她已经有人望了。她所缺的只是一个依据，于是她非常迅速地给自己找了一个依据——再给咸丰找一个继子，好让自己再当太后。

显然，这又是一次公然违犯祖制的行为，漫说同治并无亲兄弟，就是有，清朝也没有兄终弟及的传位传统，而且在其他朝代，这种方式也是招人诟病的（因为它易招致争位而使政局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