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新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不久即掀起轩然大波的康有为、梁启超常常被人比作中唐时代变法的“二王八司马”，其潜台词即为“小人轻进”。要知道，这些议论并非出自那些反对变法的顽固派，而是一般的官僚士大夫。对于他们来说，康梁等人的确缺乏足堪孚众的声望与资历。

袁世凯的确是个投机分子，但是在维新运动之初，他还算是一个希望变法（虽程度有限）的官僚（如果不是被卷入政变的漩涡，他也许不一定会变成无耻的告密者），至少他的意见，能代表一部分人，一部分对变法并不反感的官僚的意见。在戊戍年年初，袁世凯曾上了这样一份奏折：“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光绪帝还真的答应了袁世凯的请求，下诏宣张之洞进京，结果刚走到上海，沙市发生教案，本来就不愿张进京的翁同龢就以此为借口阻止了张的进京。

甚至连十分同情变法的费行简，也对维新党人感有些不以为然，他说：“其党（指维新派）传嗣同犹天人，而予与稔交，知其博辨喜事，滥交寡识，初非任事才。杨锐、林旭皆温雅词章之士，更鲜老谋。”明面上说是他们缺乏经验，不老谋深算，等于是说他们缺乏阅历。也就是说，即使在费行简这些人眼里，维新党人还是难以孚众望，压得住台面。

就是连十分赏识康梁的光绪帝，也很难超越这种资望的成见。他召见康有为后，只赏了康一个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有六品的头衔，距康原来的期望相差太远，结果令维新党人大失所望，在召见的次日，梁启超写信给他的至友夏曾佑说：“西王母主持于上，它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即行矣。”尔后，光绪又召见梁启超。按“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当时梁办《时务报》声名赫赫，大家都以为这回必有大用。结果，只赏了个空头的六品顶戴，什么官衔也没有，比他老师还惨。其实，光绪不给康梁好一点的位置，高一点的官衔，只是由于他的权力有限，（西太后规定一品以上大员任命须经过她，而将康梁提到四五品完全可由他自己作主，召见毕，尽管军机大臣提议为总理衙门上行走，但光绪完全可以在此基础拔上两级。）还是因为在光绪眼里，此二人主要是“建言”的材料，难以入中枢主持政务，所以召见完之后，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实际上让他编书提供理论。而让梁启超主持译书局，提供西学材料。直到政变将作，还是让康有为南下督办官报。其次是由于两人资历不够，出身一般，骤升高位，恐引起顽固派的激烈反应。更不是像王照猜度的那样，梁启超未获大用是由于梁启超“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结果把“孝”说成“好”，把“高”说成了“古”光绪不知其所云，所以没能捞到官当。其实梁启超对自己的口音早有自知之明，召见时事先带进许多他写的东西，两人相对，以任公之捷才，言语不通尽可以动笔笔谈，何至于“不快而罢”呢？

官场讲资历、声望是一个老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是很发达也很标准的农业社会，在这种社会，社会生产与生活创新的需要远逊于守成的需要，因而重视经验看重阅历。其政治生活也是如此，最大的需要是维持局面，因而对于资历、经验特别看重。在传统社会，政治经验又不尽是可以诉诸笔端，让人学而习成的，它要依赖人的感觉领悟，像疱丁解牛一般，经验的真谛不可说，但却切实有用。这种经验的取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依靠一点一滴地积累，摸索，在这里，时间成了必不可少的参与者。所以，皇帝只要不好大喜功，动兵兴武，一般都喜欢用老成稳重之臣，而官场的人们也习惯于服从有资望人的指挥，所以有萧规曹随，所以有汲黯的“卧治”，所以有那么多的三朝、四朝元老，甚至像五代冯道这样凡事五姓的五朝元老的“长乐公”还被人们当成宝贝。

在人们的政治习惯中，说话必须依官阶大小，同官阶时依资历先后，而官阶的大小又往往与资历有关，一个人从中进士开始（以按正常年龄二十几岁中进士计算）人仕，要熬到公卿一般都得胡子白了，破格提拔的事不是没有，但在平常年景是很难一遇的，偶尔碰上一回就成了旷世奇典。年轻后进如果骤登高位，不惟招人嫉妒，而且也难乎众望。年青人的发挥作用，往往是在有眼识的老人遮蔽下方能运作，如果只凭自己单打独斗，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中国政治不习惯，也不欣赏冒险犯难的闯劲和冲劲，除非在军情紧急、火烧眉毛之际，快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