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特征之一，就是旗人（主要是满人）高比例地参政议政，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给旗人留出尽可能多的位置，以确保政权的满族特质。进关以后，变了形的八旗制度，尽管其主要功能军事作用大大退化，但其社会组织的功能并未全然消失，旗人的生活有和汉人融合的一面，也有形成自己小圈子，形成与汉人、与关外旗人都不相同的风习的一面。旗人出仕，可以作为全国政治中的个体发挥作用，而作为旗下的一员，他又与旗下闲员一起形成特殊的旗下政治。即使在晚清，旗下政治的声音也是统治者所必须顾忌的。

随着清朝全国统治的延长，旗人政治势力一直处在消退之中，高额的参政机会并不能保证旗人的政治素质，长期的优裕生活与豢养政策，使得旗人在绵长饫食中退化，皇帝不得不依赖越来越多的汉族官僚处理政务，尤其是应付紧急要务。

晚清湘准军的崛起为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救了驾，可也彻底改变了整个政治系统中满重汉轻的格局。在地方政治中，满员从此就成了点缀（大多数时间是无足轻重的点缀）。而中央政府的事也要地方的声音来掺和，因为在中央政府中，原有的满缺汉缺比例，依旧维持原状，各部从堂官到司务、笔帖式，满员均占一大半，据统计，中央内阁及各部，旗缺要占到80%以上。再加上大批几乎属于旗员的世袭领地的文案、翻译（满汉对译），满人官吏充斥京师，尽管多为尸位素餐之辈，然而通行的惯例依旧有效，“部事向皆满尚书当家，汉尚书伴食而已。”各部属员最关键的差事是掌印、主稿两职。主稿负责起草文件，掌印负责“佩司印之钥”，后者权重，前者责繁，所以一般主稿多为汉员，而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官制改革之前，“汉人终身无佩印钥者。”也就是说让汉员办事而满员掌权。在满员日见低能的情况下，结果是加剧了各衙门的低效率和拖沓之风，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在洋务运动期间，中央政府的腐朽落后状况，实际上与满员日趋没落的趋势有关。

旗人的没落也与他们在大变动的时代不思进取，不思变革有关。从总体上讲，在晚清时节，满人士大夫中的保守气氛比较浓，中国第一所洋务学堂同文馆本来主要是为培养满人洋务人才而设，但满人之诗礼之家，隽秀之才绝不肯踏入门槛半步，入门的无非是穷极无赖之辈，所以同文馆出身的旗员，除张德彝还算差强人意之外，并无出类拔萃者。这大概是满人入关之后，接受汉化往往易于受传统文化比较陈腐的部分的影响，乾嘉汉学兴盛百年，戴（震）、惠（征）流习被泽士林，而满人无与者，而且无论是今文经学的复兴，还是经世学风的再起，满人学者都无突出的表现。但是出名的理学家，旗籍之中倒是有几个，像倭仁、徐桐。所以，当汉族士大夫可以凭借儒学特有的弹性跃起而求新知、讲新法时，满族士人则更趋向于抱残守缺，躲在封建义理的胡同里走不出来。

晚清的整个趋势，旗人政治是日益趋向没落，他们实际的干政、参政能力是在减弱。但是，一向以天之骄子自居的旗人自然不肯眼睁睁看着自家没落，或强或弱，他们总会做出些努力来挽回颓势。这种努力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占主流的是一种强出头的方式，即硬占住位置，强行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每一次有关战与和，洋务事业兴与废等等的廷议中蛮横顽强的表示自身不合时宜的意见，当这种努力总是碰壁之时，或者像徐桐（汉军旗人）那样，对所有新事物取阿Q主义，但绝不妥协，或者有意支持怂恿清流党发表意见（清流之中还有一个满人宝廷）。当然，清流党人的意见倒不一定完全合他们的口味，不过也只好将就了，另一个方面是传统的发愤自强，或着眼于经世致用，或以气节相当，学问有成，在洋务运动几十年中，除了奕和文祥等中枢大员之外，还涌现了一些比较能干或者有些学问的旗员，像松寿、荣庆、荣禄、裕禄、端方、福润等等。虽然比起同期的汉族官僚来他们还差着节气，但至少也有“中人之资质”。这种努力的一个极端就是弃旧图新，与汉族士人中的先进分子一样，讲求西学，像富寿、端方、端锦兄弟，还有支持康梁变法的内阁学士阔普通武等等，都堪称一时之选，只是人数太少，能量也很有限，比起同期的汉族优秀的西学人才，不论从学识还是从能力、魄力都差得很远，所以他们微弱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在保守的旗人大潮里。

我们讨论的主题，变法维新运动的发生，正好赶在旗人的这种努力或日反弹显出成效的几年里，结果，双方撞车了。

首先，朝中的旗籍大员在思想意识上就与维新派格格不入，徐桐、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