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关系是一个学术界众说纷纭的问题。总的来说，板子打在洋务派屁股上的相当多，说他们投机者有之，说他们耍阴谋者有之，说他们两面三刀者亦有之。变法失败的罪责，至少有三分之一要算在他们身上。当然，洋务派挨板子也有其罪有应得的一面，但是，在我看来，洋务派从维新派的同路人变成敌对者，在维新派方面也是有过失的。

在维新期间，维新派，确切地说就是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能够联络的力量有谁呢？除了那些先进的但手中无权主人之外，恐怕只有洋务派了。

甲午之后，洋务派状况有很大变化。老牌洋务派李鸿章尚在，虽然经过甲午战争和签订《马关条约》而实力与名声大损，但潜力尤在，淮系的将领以及与淮系有关系的地方督抚还唯李的马首是瞻。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刘坤一和张之洞，风头正健，是后期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实力雄厚，但张之洞与李鸿章积久不相能，矛盾颇大。吴大澂等后湘系，实力虽微，但也不可小视，通过甲午战争，力量有一定的增长。

但是，不管洋务派各派之间态度如何，他们对变法的态度在开初都是相当积极的。诚然，我们可以说他们志在唱推行洋务运动的老调，并不是真心变法维新。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洋务运动也是一种变法，而且洋务运动事实上并没有在全国认真地全局性地铺开过，况且维新运动的相当多的内容与洋务运动是一致的。于变法变政之前，先将洋务运动推一推显然是有好处的，也是有必要的。

下面我们先来具体谈谈洋务派对维新变法的态度。首先看看李鸿章。

李鸿章在晚清几十年中，一直是最有权势的洋务派重臣和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李鸿章和他的淮系，即使他的老师曾国藩尚在时，已经隐隐然驾乎湘系之上，待老湘系逐渐式微之后，淮系更是不可一世，李鸿章也成为身居地方而左右朝廷政局的人物。所谓同光中兴时期的重大政治，外交决策，几乎都摆不脱他的影响。清末有三大总督位置最为重要，湖广、两江和直隶，尤其是后两个，一个居清朝财赋之地，一个扼京畿咽喉，且兼着北洋与南洋大臣，位尊权重，非寻常可比，而李鸿章总是非此即彼，他把持要害几十年，位极人臣，门生故吏遍天下。在甲午之前，后起之秀张之洞挟清流之助与之斗法，却总是处于下风。这不仅因为他是所谓平发捻的大功臣，而且由于他的政治经验和手段与见识。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李鸿章应该算是洋务派官僚中西学水平最高的，长期而繁复的洋务实践，与洋人频繁的交往以及幕中大量西学人才的影响和出洋看世界的阅历，都使得他在当时的中国的官僚中见识非凡。虽然他的中学功底比不上科举之鼎甲、长期任学官的张之洞，但西学知识却非张能比。台湾王尔敏所编辑的《上海格致书院志略》中的《格致书院课考》里收录了李鸿章为书院士子考试所做的几道命题，其中一题为：“西学格致，始于希腊阿卢力士讬尔德（亚里士多德），至英人贝根（培根）出，尽变前说，其学始精。逮尔文（达尔文）、施本思（斯宾塞）二家之书行，其学益备，能详溯其源流欤？”这种考题，就是今天学西方科技史专业的人答起来也未必答得全。当然，这道题是出自李本人之手还是幕僚代庖还不太清楚，但至少李鸿章对此也非一无所知。他见李提摩太时，能随口讲出李提摩太新译的马恳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说明他很留意于此。

正因为李鸿章对西方及西学的了解，所以在洋务运动中，他的改革见识也并没有囿于器物和技术层次，依他的本意，他原是想引进西学改革科举制度来着，但却因为阻力太大，没有结果。

甲午战争是他人生道路上最大的一次挫失，战争不仅损失了他的看家本钱的大部：北洋水师和一部分淮军，而且因签订《马关条约》导致名声大损，举国上下，从贩夫走卒到王侯公卿都骂他是卖国贼。由此还丢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这一要害位置。但是，由于李鸿章多年的经营，即便有此次挫失，他的潜势力仍然大得很，尽管地方的张之洞、朝中的翁同龢与张荫恒等都在极力排挤他，但他于名声狼藉之际却仍然不倒，这并非只是由于西太后对他的信任，关键是他在朝中的分量，当时，无论中外都认为他是中国不可替代的人物。

李鸿章对维新派的政治行为是持支持态度的。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在1896年的一连串议变法的上奏中，是态度最积极，求变较全面的一位。他的《条陈自强大计折》，强烈要求清廷在练兵、理财、育才三件大事上着连变革，以求救时。尽管因甲午战争的缘故维新派对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