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观开玩笑。

其实，在洋务运动初起时，大多数士人也是站在反对变革的倭仁辈一边的。不过那时他们起哄挖苦，嬉笑怒骂的背后还有几分底气和自信，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了这份自信，因此，他们要为他们的态度寻找精神和支撑。儒家经典看来是不中用了，他们喋喋的说教，坚信不移的纲常伦理，在洋人那里都等于零。眼光和见识的局限又使他们不能越过国界，结果有人就骂乱投医，把目光投向也属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下层文化，幻想民间的神魔鬼道，巫婆神汉乃至武术气功能顶事。这一时期的打教揭帖中，以关羽、张飞、玉皇大帝和孙悟空名义发的告示、“神训”多了起来。义和团运动时“天兵天将”大下界的趋势已开始露出端倪，这些神仙下凡的目的只有一个，帮助中国人打教灭洋，回运挽劫。四川出身帮会的余栋臣，因武装打教，获得了相当多士人的称道，而且名声愈来愈大。一时间，一向为清政府的严禁的，也为士人所不齿的帮会、民间教门、乡间巫师都变得面目可亲起来。甚至在光绪下诏要求士民上书之时，也有人在大谈奇门遁甲之功用，还有人自称“从师学道在洞中修练多年，神通广大，今望气知太平之运将至，故奉师命下山立功，以继姜子牙、诸葛孔明而起者。”

可能是受了中下层士人这种动向的启发，顽固派大臣们也开始注意到下层社会及其文化。以往被深恶痛绝的秘密结社与宗教变得不那么面目可增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元月，江苏徐州道阮祖棠在查探了山东苏北一带的大刀会活动情况之后，在向朝廷的奏报中居然说大刀会“豪侠尚气，除剿贼外并不滋生事端，杀贼亦无冤抑，专心仗义，与盗为仇。”山东巡抚张汝梅也说：“查北方民俗刚强，好勇斗狠是其故习。此项拳民所习各种技勇（此上说的拳民非指义和团，而是指习梅花拳、大小红拳的民间教门和习武人——笔者注），互有师承，以久捍卫乡闾，缉治盗匪，颇著成效。”到了后来，刚毅、赵舒翘、徐桐等辈，听说义和团有法术能闭枪炮，简直如获至宝，推许无所不用其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士人思想的一种变化，不过是在一己文化体系内的变化。显然，这变化是没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