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中国的上百万读书人中，能谈得上分化的，只是涉及极少数人的事，多数的士人仍旧沉缅于旧日的生活之中，科举还是他们生活中最津津乐道的大事。士林多数的这种酣睡麻木状态，曾令我们的维新志士扼腕长叹，恨恨不已。但事实上，自从中国的大门被列强轰开之后，中国的土地已经不存在让人安然入睡的条件了，所以，即使说是在睡，已经睡不踏实了。事实上，在中国与列强交了这么多次手，侵略的战火被及大江南北的情况下，在外国商品遍及中国城乡，外国传教士的足迹深入僻地山乡的情势下，没有被扰动的世外桃源已经不存在了。洋兵、洋商、洋教再加无孔不入的洋货，是几乎每个士人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无论如何，他们的生活也不再有昔日的安宁，虽然他们大多数人觉得还可以按旧日的生活步调过下去，无力也无心改变自身和日益恶化的环境，但内心却不可能依旧水波不兴，躁动与迷惘恰是这无奈的士林多数的心理写照。

一、西器的扰动

在我们的想象中，凡是心态比较顽固的士人，面对西方的器物，首先表现出来的情感应该是厌恶和反感才对，其实实情并非全然如此。虽然多数士人对中国没有的西方器物多半视之为“奇技淫巧”，但他们首先接触这些东西时却往往流露出压抑不住的好奇与欣赏。当年利玛窦仅仅用区区几具三棱镜和望远镜就把一群群的士人迷得如痴如狂，每到一地大家不仅争看围观，有权势者还要千方百计地索要。士人的好奇心原比其他人来得博大。

进入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使得他们的器物更加“神奇”，面对这些闻所未闻的，显然具有“魔力”的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士人的好奇心陡然间被激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留在天津没有逃走的士人，当被邀请爬上英法联军的战舰时，仔仔细细地饱了眼福，在他们日后的记述中，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轻蔑，反而充满了对这些蒸汽机庞然大物的敬意。身处僻地的湖南士绅杨恩寿，初次乘海轮，因两位洋人邀他住了头等舱，竟然令他情不自禁地感慨万千：“玻璃之窗，紫檀之床，洋绒之毡，其余水晶盘，红毛镜，八音钟，器具之精，皆目所未睹者，噫，此天堂也！”

在甲午之前，一位在天津的外国商人想要修建一条从大沽——天津——北京的铁路，事先在天津修了一小段，请官吏和各界人士试乘参观，结果是盛况空前：“汽机连续走了三天，车内满载各阶层露齿而笑的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疾驰着，给他们无限的娱乐与喜悦。”并不是天津人才对洋东西情有独钟，上海洋人修吴淞铁路，“本地人对铁道极具好感，坐车的人挤塞车箱”。这些对蒸汽机车怀有极大兴趣的人们中，不用问就有各式各样的士人。中国文化的实用性工具理性，从来就不是农民所独有的。四体不勤的读书人，一样对物质文明的光辉具有感光能力，对于西方近代物质文明的体现的火车与轮船，他们在面对它们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被其威力所慑服。

对西洋器物大摇其头，痛心疾首的士人也不是没有，不过显然没有人去否认其威力和效用，刚毅之辈看不起洋人，也只是说他们两腿僵直，而不是说洋枪洋炮不济事。那些痛恨和嫉视洋物的人，恐怕是想到了洋物背后的侵略，忧心中世纪的田园牧歌生活无法逆转的毁坏。像工业革命初期英国搞卢德运动砸机器的工人一样，这些士人的忧虑与反感无异也有其道理，在当时中国的特定情景下，还有一定的正义性。但是，这种向后看的情绪，无论其表现如何激烈，都掩饰不住一种没落低迷的气息，那些愁肠百结的士大夫，或者取阿Q主义，对洋物视而不见，闭口不谈，最典型的如徐桐，再不就鼓动起乡民拔电杆，砸机器，最后一直发展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禁毁一切洋货。最为奇特的反对声音竟出自于一位出洋副使：“西洋专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之神，每造铁路而阻于山，则以火药焚石而裂之，洞穿山腹如城阙，或数里或数十里，不以陵阜变迁，鬼神呵谴为虞。阻于江海，则凿于水底而熔巨铁其中，如磐石形以为铁桥基址，亦不信有龙王之宫、河伯之宅者。我中国名山大川，历古沿为祀典，明祀既久，神斯凭焉，尚骤加焚凿，恐惊耳骇目，群视为不祥，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潦灾易召。”居然抬出山神、龙王与河伯来挡驾，其见识与乡间老妇和巫婆神汉例开始趋同。

西方的武力侵略与商品输入都显示了西方物力对中国的冲击，而后者更为持久而绵长。即使是最冥顽不灵的士人，也会从中直观地感觉到自家文明的劣势。多数士人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心思改变自身去适应时代的挑战，又不愿意承认一向赖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