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书达礼”的读书人，士的政治运作具有自己的习惯和特色，“知书”意味他们运作手段带有浓厚的文化意味，“达礼”则象征着对传统礼制和封建伦理的自觉维护。所谓“士”的政治角色，就定位于此。

不言而喻，士是分为不同阶层和类型的，“正途”之科举，本身就意味着繁复多层的阶梯：童生、生员、举人、进士。生员又可分贡生、廪生、增生和附生；进士又分一甲、二甲、三甲。如果按官阶则有九品十八级，红顶、晶顶和蓝顶（清）之类。我们还可以将之分成在朝和在野的，或者高层、中层、低层的，以及富绅与寒士等等，甚至名士、俗士、学者……等等也可以算是一种分法。

不论怎样分，不同类别和不同等级的士，其政治态度是有差别的，其政治动作与习惯也不相同。有的差别是由各自的位置和身份所决定的，比如在朝与在野的士，很自然政治操作与习惯就不可能一样。（有人因为几乎每个朝代的官方都将正在入仕为官的人不视为四民之首的士，所以在谈论士绅的话题时往往只限于在野的士，显然，这种限定对于我的话题是不合适的，跟实际情况也相脱节，我们在讨论士绅的地方上功能作用时固然可以将正在为官者排除，但绝不能因为读书人作了官就失去了士的身份。入仕为官恰是几乎每个士都热切追求的事。）除了那些单纯想从权力中攫取利益的人们之外，人仕实际是接近传统士子儒家式政治抱负和理想的一种状态，而这种抱负和理想，也是士之所以为士的要素之一。（当然实际政治中理想总是要打折扣的。）或多或少，为官作宦的人均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政事的进行。愈靠近权力中心（皇权）的人（倒不一定按官阶排列），这种机会就愈大。位尊权重者或者皇帝的亲信可以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较大乃至决定性的发言权，一省的督抚在有可能左右省级政事的同时，对中央或全局的政务也有一定的发言权。（清代尤其如此，朝廷经常就某一政策事务征询督抚的意见。）同样，只要不是“闲曹”，掌权柄者都在其范围内干预政治活动的运行。是苛政还是宽政，是繁政还是简政，即使小如知县也能让指针向某个方向偏动。

明清之际，处于士的金字塔塔顶的是有过进士功名的人，三年一大比（加上恩科也至多平均两年多一次考试），每次取士不过二百余人，这种经过层层筛选下的仅存硕果，不言而喻地受到各方的瞩目，相对来说，进士圈子的自我认同感也较强，“科甲出身”的金字招牌，往往成为这个阶层同气相求的“通行证”。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进士出身的人往往凭借同年（同科同榜）、同乡和师生网络来运作，尽管皇帝三令五申不许士人结党结派，但进士阶层中的宗派团体活动却从来都在有形和无形中存在着。西方中国军阀史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从未形成过类似西方军官团的精神，但中国明清之际的“进士团”（文官团）精神却仿佛有之。在张仲礼先生有关中国绅士的著名研究中，将进士集团视为“核心团体”。

在士的塔顶，还存在一个特殊的顶尖，即翰林小集团。翰林品级不高，但却是人人羡慕的“清要之职”，从理论上讲，只有会试中名列前茅的人才可以进翰林院（当然也有极少数殿在三甲如曾国藩者因礼部考试成绩极优而侥幸得入的）。一般来讲，翰林出身的人日后的仕途都比较顺利，而且他们往往是各省学政和乡试主考副主考的首要人选，这不仅强化了他们所负的学品与士望，而且使他们成为传统社会士角色最充分的体现者。至于通过考试与学官的职位建立师生网络，实际上是政治操作中的副产品。正因为这种“士林之望”的地位与身份，使得翰苑人物以道德学问自负的清高气比别的集团来得浓重，每每以挽回风气为己任，晚清批评时政的“清流党”，大都身属翰苑，或出身翰林，就是这个道理。

在野的士是士林最大的一群，不仅相当多的士无法进入仕途，而且不断有身在朝堂的人退下来。有的是暂时性的，因病或者丁优，还有些是长期的，丢官的致仕的和因宦海险恶而辞官还乡的。

在野的士当然也分阶层，做过高官显宦还乡的和曾经入过翰苑的士无疑处于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的是中过进士的人，第三等级是举人和贡生（优贡、拔贡和恩贡），再往下就是生员，最后垫底无疑是人数最多有志科考的童生。不过，在野士人的等级，有时也与人品、声望与学问有关，公认的硕儒和学者或者人品声望俱优者，即使只是一介生员，也往往能获得较大范围的尊重并在地方政务上产生较大的影响，即使什么功名都没有，也是一样。像梁启超的父亲，一介白丁也能靠着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