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我是一个读书人，虽然有时候朋友圈子里有人会拿我曾经做过兽医这事儿开玩笑，说我是个兽医。说良心话，当年我做兽医、乃至猪倌的时候，其实比今天更像读书人，对书的痴迷，比今天不知要高几个数量级。

也有学界同仁赞扬我，说我是同行里最用功的人，别的人到这把年纪，基本上就吃老本不读书了，但我似乎还在读。其实，我的用功，大半是出于习惯，就像每天要吃饭睡觉一样，不读点什么，就浑身不自在。但是，只要读书，有时难免就会读出点问题来，有了问题，就得想想。想通了，就得写点什么，于是，一天一天过去，隔段时间，就会积攒下一些文字。这些文字，个个都是我读书思考的结果，有人乐意将之结集出版，以飨读者，在我则可以换点散碎银两，我当然是高兴的。

在这本书里，我提出了一些我过去认为有些形而上学的问题。比如，段祺瑞如此信任自己的心腹爱将小徐（徐树铮），平时替他撑腰，有事就替他背黑锅，甚至是一些小徐瞒着他闯的祸，也照背不误。为什么？除了跟个人性格有关，跟当时中国的社会大环境有没有关系？跟帝国传统官僚体系绵延了两千年的积习，有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经常看到大众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帝王情结，说皇帝的最多，然后是太后、皇后、嫔妃，甚至说太监的。满世界都是圣上如何如何，小主如何如何。作为学者来说很气闷。在所谓的历史应试教育中，有着千人一面，可怕的“共识”。比如，作为封建军阀的张勋，他复辟清朝全是开历史的倒车，全国人民一致反对。过度简单的结论和描述，对搞历史的人来说都是可疑的：他是不是还有些不为人知的复辟隐情？这些纵横交错的、不被人重视的细枝末节，编织出的历史破卷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真正的启示？

总之，我就是想搞清楚，为什么100年前的张勋、袁世凯跟现在的很多人，都心心念念地把王朝，特别是梳大辫子的清朝挂嘴上，挂心上。这种已经被全世界国家证明，不适合当前国情的政体，为什么有一个前后延绵100年的粉丝群？其实，君主专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总统制、法国的内阁制中国都试过。只不过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对君主专制试了很多回，而其他几个政体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我们中的很多人，是因为完全了解中国这些代价高昂的尝试，才做出了“拥戴皇帝、拥戴小主”的决定？还是因为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全貌和细节，才贸贸然地、娱乐地、潜移默化地成了“皇族粉丝”？

在中国历史上，由晚清史和民国史组成的中国近代史，刚好混杂了君主专制、英国的君主立宪、美国的总统制、法国的内阁制的影子。所以，我一头杀进去，等弄明白了再走出来，写出来，挺爽的。

研究中国传统王朝这个阶段时，我作为一个写“小历史”的人，还是习惯从“内务府的油水”“清末中国兵船远航记”这些历史的细微处入手。在整理这些文章的过程中，“帝国的溃败”这个主题浮出水面。我把它又归结为两个主要原因：对内的养人官僚制度，对外怀柔的天下体系。而这套理论结构中，帝王、皇帝才是核心内容。有了大体框架，我笔下的“小历史”顺其自然地排队，集结成了这本书的第一篇，就叫“帝国的溃败”，在点和面的交错中，讲述传统帝国积重难返的点滴。

德国式的二元君主制就出现在清朝的末期，因为值得让大众了解的实情、细节很多，我把这些“小历史”单独组成了一个篇章：第二篇“清末新政：最后的挣扎”。太平天国以降，清朝政府是个散权的过程：从满人往汉人手里散，从中央往地方散，权力已经散得很厉害。偏偏在清廷孤注一掷，打算通过立宪扭转帝国颓势的关键时刻，没了慈禧指挥，恋权又愚蠢的满清新贵们，竟然搞起了皇族内阁。这个盲目集权的举动不得人心，让原本支持立宪的地方乡绅集体，几乎集体跳槽到了革命党一方。直到武昌首义一枪打响，两百多年的清朝，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彻底土崩瓦解。立宪的过程其实还牵扯着洋务运动、清末新军、甲午战争等被教科书化的“大历史”，希望读者能够在我的“小历史”里，找到历史的原貌。到时，你如果还说你是“皇族粉丝”，我也尊重你的决定。

在我的认知里，历史是不可逆转，毫无疑问地要滑入民国的。这个现在被我们“妖魔化”的时代，既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也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的《临时约法》，也就是美国总统制，以及南北共和后革命党人为了为难袁世凯又搞出的法国内阁制。我实际感觉到，中国当时是半共和制，而且制度本身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