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戊戌前的政治格局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一个转折。中日这两个后现代化国家，各自学习西方的成就在直接较量中得到了检验。残酷的现实让中国人意识到这个事实，一个一向为中国人瞧不起的小小岛夷，居然就是因为学习西方学得比中国好，就打败了中国人，而且让中国人败得非常之惨。花上千万两银子堆起来的北洋海军灰飞烟灭，战前国人颇为引以为豪的湘军和淮军也是一败再败，连一场像样的小胜仗都没有，害得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中连起码的还价资本都没有。

当然，更为刺激中国人的是，从此以后，中国有了一个能够将自己打得一败涂地的紧邻，而且这个紧邻对灭亡中国非常有兴趣。自从日本将中国打败，拿中国作为上升的垫脚石之后，中日之间的差距就越拉越大。甲午之战，不仅让中国付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赔款，而且吞掉了边界基本定型后的两大块国土（其中的辽东经三国干涉后，由清朝政府赎回），也就是说，甲午战争让中国人真切感受到了亡国的危险，从西方只要利益、不要国土的梦幻中醒了过来。

人们公认，甲午战争是中国士大夫普遍觉醒的转折。这个转折促进了学习西方和日本的热潮的到来，要求变革的呼声日见其高，其中声音最响的是来自广东的一群士大夫，他们的代表人物为康有为和梁启超。不过，讲求西学呼吁变法的人们实际上并不只有这群人，在北京，在东南沿海，这样的士大夫还有很多。使变法成为潮流，最后影响到中枢，应该是这些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面对亡国的威胁，清朝最高统治者不可能无动于衷。事实上，甲午战争后，无论是光绪帝还是西太后，都感到了亡国的危机，也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光绪的态度已是众所周知，其实西太后当时也多次表示，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写得好）。清朝皇室传统的责任感，不仅作为皇帝光绪有，作为太后的那拉氏也有。当然，具体怎么变，他们并不清楚。我们应该承认，尽管国家危亡，但不愿意变法的人还相当多，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乏因循苟安之辈，一个王朝到了晚年，这种人就更多。不过，到了这个时候，这些人已经不能像19世纪60年代那样推出自己的领袖，甚至连像样一点的反对变革的说辞也拿不出手了。

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百弊丛生，太平天国之后的地方导向的改革，虽然使中国出现了某些新的因素，但没有使中国出现新的中产阶级，更没有触动旧的政治体制，反而因新旧转换导致体制上的摩擦和裂痕，旧官僚系统的状况不但没有因改革而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卖官鬻爵已经制度化，人们在买官之后，还要买缺，买了缺之后，还要买排队的位置。一个官缺，至少有几十甚至成百上千个人在候补。买官的钱，只有少量归入国库，其余的都被当事者中饱私囊。作为维护王朝统治的核心制度，科举制也已经退化，不再能胜任官僚制选才和更新的需要。经济状况也是如此，原来的官督商的工商业，日益暴露出官方干预的弊病，经营逐步恶化。对日巨额赔款，又使中国背上了数额庞大的国际资本的高利贷。可以说，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关头，然而改革的条件却相当不好。

不仅如此，当时中国的变革，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隐忧，就是最高权力的二元结构。西太后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已经牢牢把握最高权力35年。但是，她的掌权却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只是因为伦理结构和体制之间不可避免的缝隙，才使得一个女人变成了中国事实上的皇帝。为了继续做这个事实上的皇帝，在她亲生儿子同治死的时候，她居然甘冒家族之大不韪，不为同治立嗣，选择了与同治平辈，年仅4岁的光绪作为养子继任皇帝，为的就是能够继续垂帘听政。但是，这种举动，还是引发了一场政坛风波，一个昔日的言官吴可渎竟然以死相谏，西太后费了很大力气，才平息了这场风波。然而随着光绪的长大成人，朝廷上下，要她归政的压力越来越大。光绪1889年亲政之后，不仅朝廷舆论，甚至连懦弱的光绪自己，也指望着早日执掌大权。可是，尽管住进了颐和园，西太后却并没有放弃权力，依然在遥控朝政。结果，甲午战争的失败，人们批评的矛头也依然指向西太后。不仅言官说三道四，就连举足轻重的地方大员刘坤一觐见时，也委婉地批评她不该信任宦官。

在这种情形下，西太后只能再放一点手，一任光绪在前台执政，包括主持变法。后台的西太后虽然把握着最高权力，可是光绪毕竟是合法的统治者，所缺乏的只是经验和事功。如果变法成功，那么光绪所缺少的就自然得到了补足，而西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