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想见他刻写时的心情。必须把自己的名字签写在希腊文明的肌肤上，但即使是遗迹，也必须低头小写，如对神明。我只奇怪，为什么在他之后大大咧咧地用大写字母镌刻自己名字到高处的人，完全没有领悟他的心情，照理他们大多也是希腊文明的崇拜者。

由拜伦的刻名，我想起了苏曼殊。这位诗僧把拜伦《唐璜》中写希腊行吟诗人的那一节，翻译成为中国旧体诗，取名为《哀希腊》，一度在中国影响很大。翻译的时间好像是一九〇九年，离今年正好九十年，翻译的地点是日本东京章太炎先生的寓所，章太炎曾为译诗润饰，另一位国学大师黄侃也动过笔。苏曼殊借着拜伦的声音哀悼中华文明，有些译句已充满激愤，如“我为希腊羞，我为希腊哭”；有些译句则熔铸了强烈的中国古典情怀，如“独有海中潮，伴我声悲嘶，愿为摩天鹄，至死鸣且飞”，几乎是苏曼殊、章太炎、黄侃本身在抒发，而这种抒发，实际上也成了辛亥革命的一种情绪准备。

苏曼殊、章太炎他们都没有来过希腊，但在本世纪初，他们已知道，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具有历史的可比性。这在中国是一种超越前人的眼光。我们在世纪末来到这里，只是他们眼光的一种延续。所不同的是，我们今天已不会像拜伦、苏曼殊那样痛心疾首。一种更宏大文明的命运，不能完全以它发生地的国家国力来衡量。希腊文明早已奉献给全人类，以狭隘的政治理念来呼唤它或企盼它，反而降低了它。

不管怎么说，我们来希腊的第一天就找到了大海，找到了神殿，找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找到了拜伦，并由此而引出了苏曼殊和中国，已经足够。这个头开得很丰满，可以回城找旅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