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重，便习惯于以家来比喻自己的所爱：“爱国如家”、“爱厂如家”、“爱社如家”、“爱校如家”……以后发现在这个口号下人们把属于国家的和集体的东西随便往家里拿，或随便糟蹋：“厂里有什么家里就有什么”，“队里的东西也就如同自己家里的东西”……这就使“爱××如家”之类的豪言壮语很有些靠不住了。

于是聪明人另外想出主意，利用人们爱家的习性，把公家的单位办成“家”一样的实体，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家”：职工之家、干部之家、社员之家、青少年之家……全国的专业作家如在一起也不会超过1000人，竟有十几个“作家之家”和“创作之家”。我有幸去过几个这样的“家”，那也都是“国营单位”，也要讲究经济效益，起码还要“自筹自支”地养着一批人。作家去了无非是少收费或者在有些项目上不收费。想在那种地方找到家的感觉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也没有人会把这样那样的“之家”真的当成家！

1998年夏天，中国作家协会接到了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总馆长写给我的信，他在信上说，数百名中国作家向耶鲁、哈佛、哥伦比亚几所大学赠书的活动已经进行两年多了，希望中国作协派作家赴美举行赠书仪式并作讲演。这个任务最后落到我和扎西达娃等四个人的头上，在秋末的时候起程了。

作家出国是无需提前做什么准备的，该准备的东西都在自己的脑子里，即使一时想不起来的东西也都存留于自己曾经发表过的作品之中。特别是公派成团地出访，更用不着多操心，在登机前的碰头会上才看到了在美国的行程安排，知道了我们在美国东部活动的时候都住在“中国作家之家”。当时没有多想，只是有一点新奇，是谁有这份热情有这种本事，居然在美国搞了这样一个“中国特色”？想当然地猜测成是将现成的宾馆或招待所改头换面地多挂了一块牌子……

一路无话，当我们搭乘的班机降落在纽约机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没有想到在出口处竟有一群人迎候我们，让人感到亲近和温暖。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冰凌先生，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得多，却已经开始发福，虎背熊腰，热情奔放，一看就是个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交上朋友、打开局面的人。他先自我介绍，然后为我介绍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几位参赞和其他来迎接的美国朋友，最后才轮到引见一位静静地站在后边的年轻绅士。不知为什么，我当时一见到这个人脑子里就冒出了“绅士”这个字眼。他在这一群人中美国化的程度最深，有着得体的冷静和礼貌，足见他有很好的定力。不争着向前握手，也不拘谨冷淡，面有静气，身材修长，仪表整洁，透出干练又带几分儒雅。冰凌介绍他是沈世光先生，美国的“中国作家之家”就设在他的家里，作家之家的主任凌文璧女士是他的妻子。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这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住在沈先生的家里。

我出国的次数不算多也不算少，不论是公派还是对方邀请，都还没有实实在在地在私人家里住过。何况我们这是一个四人代表团……我这个团长在飞机降落之前都不操心，现在想操心已经有点晚了，只能客随主便先住下来，明天视情况再说。

冰凌安排我坐沈先生的车，他驾的是一辆新型“宝马”，这倒引起我的好奇，根据他的车揣度他的身份和财力……香港人爱说一句话：“坐奔驰，开宝马。”有司机给开车就坐“奔驰”，自己驾车就开“宝马”。

沈先生的家在麦迪逊，从纽约到他的家至少要在高速公路上跑两个半小时。他驾车平稳快捷，很快就把冰凌他们甩在后边看不到了。高速公路两旁的林带高大稠密，如黑森森的围墙。我有过跑夜路的经验，最好是聊天或讲笑话，驱散驾车者的睡意，我们也正好可以相互有个大概的了解。通过交谈，知道沈先生是上海人——这又给我心里增加了一分紧张感，因为上海人公认是最精明的。上海的报纸就公开讨论过上海人的形象问题，什么小男人、小女人、小家子气等等。我对上海人的反感只有一点，就像对广东人的反感一样，在你跟他交谈得正热闹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一个老乡，就会当着你的面用你听不懂的话唧唧咕咕，咿哟哇呀，且没完没了地把你冷落在一边。谁碰上这种尴尬的场面，也只能有一种解释，背人没好话，好话不背人。说来也怪，我在文坛上有两个很好的朋友，偏偏一个是上海人（夏康达），一个是广东人（陈国凯）。

沈先生17岁到云南盈江县插队落户，一干就是10年。回城后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