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戴小华会长，来大陆访问结束后，经北京机场回大马。就在等候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从杂志上看到一篇我的散文《精卫的震撼》，竟像我一样也被精卫所“震撼”，随即改签机票，登车到天津火车站，仔细欣赏了天津站大厅近600平方米的穹顶油画《精卫填海》。然后找到我，兴致很高地打问赋予了此画灵魂的主要创作者秦征的情况。我告诉她，此公是位传奇人物，13岁参军，14岁成名，一生经历丰富，波澜壮阔，当然也是中国油画界的重量级老画家。

秦征195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马克西莫夫油画班，其毕业作《家》引起画坛轰动，被选送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美术作品展，一时好评如潮。创作的突出反招来厄运，随之被打成“右派分子”。“改造”了20年之后重登画坛，曾出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常务书记，现任天津美术家协会主席、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秦公的故事很多，眼下正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不如就讲两个他过去的小故事。

“唱画”

1937年7月，秦征考取了河北保定育德中学，兴高采烈地回到家，喘息未定，骤然晴空霹雳，传来日寇进攻卢沟桥的隆隆炮声。13岁的少年激愤难挨，和几个同学一商量便投奔了抗日部队。

秦征成了一名“小八路”，却顿时觉得自己长大了。但参军后并未立即赶上战斗，不能真刀真枪地跟日本鬼子干一仗，心里有股火憋闷得难受，似要爆炸开来。他灵机一动便找到白灰、锅烟、红土，外加一罐坑水，当即在大街的土墙上用刷子和布团绘制了一幅壁画：《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不料此画竟成了军民高涨的抗日情绪的燃点，人们在画前宣誓，部队在画前出发……就是这幅画，彻底改变了秦征的人生轨迹。自那以后，部队每到新的驻地，凡写标语、绘壁画、制作宣传材料之类的任务总是指派他去完成。

他也总能多姿多彩、花样翻新地完成任务，这无疑极大地激发了他潜质里的绘画天赋，遂和绘画结下不解之缘。他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学习和摸索的状态中，向战争学习，向生活学习，向环境学习，向一切所能遇到的能者学习，其中有民间艺人也有绘画专家。学以致用，举一反三，战争逼着他早熟早悟，大省大悟。

1940年“百团大战”前夕，秦征结识了刚刚从延安来到华北抗日前线的老木刻家沃渣，很快就用钻头和钢条自制了一把木刻刀。待战斗打响后，他目睹了平山妇女担架队冒雨强渡滹沱河的惊险场面，女队长因打摆子发着高烧，却背起伤员率先踏进湍急的河流……

当夜他就作了《妇女担架队长》的木刻，发表在第二天的《支前战报》上。一时间竟对当地的青年妇女产生了想象不到的影响，各村庄接二连三地组织起青年妇女救护组、军鞋组和支前担架队。那个年代，人们同仇敌忾，随时处于燃烧或准备燃烧的状态。一幅画、一首诗、一曲歌，都足以激发出现代人难以想象的热情和力量，因此艺术作品就能得天独厚地直接转化为战斗力。

那一年，秦征只有16岁。而那幅木刻，也成了那个年代的美术作品中的经典之作。之后，他的画笔和刻刀，像指向敌阵的枪口一样进入喷射状态。除去行军打仗，连吃饭和睡觉都要服从于创作，在土产毛头纸上，在木板上，在墙上，在队伍经过的大道边……他燃烧着自己，也燃烧着所有见到他的作品的战士和百姓。有些作品能发表在报刊上，就流传得更广，被其他部队的战报所转载，遂得以保存下来。

后来变得非常著名的作品有《夏锄》、《军民秋收》、《号角》、《上前线去》……至今看来，这些作品仍然具有奇异的艺术冲击力，给人的感觉是新奇，而不是陈旧，看着它能灼你的眼，烫你的心。

1943年初冬，秦征受命参加了一个文艺小分队，每天都要行军百八十里，穿行于敌占区，宣传群众、动员群众，配合大部队的冬季反扫荡。这支小分队的队长是边区群众剧社社长王雪波，队员有五个人：封立三、张利民跟队长一起演一出小话剧《苦肉计》；颜品祥和王莘（后来创作了《歌唱祖国》），负责作词编曲，现场教唱；秦征的节目压大轴，名曰“唱画”。其实就像“拉洋片”，在糊窗户纸上作画，用黑墨勾出线条，点染红、黄、蓝三原色，远看十分醒目。用两根荆条棍一夹，他往台中央一架，敲锣打鼓，连说带唱：

哎——

乡亲们看来这头一篇，

日本鬼子扫荡进了太行山，

人困马乏缺粮又断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