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兆阳先生走了，悄悄地走了，没有惊动任何人，甚至没有惊动他自己——他还没有想到自己会走得这么急。前不久，他还对女儿说：“我的文章没有做够，书没有读够，画没有画够，字没有写够，人没有做够。”

和他住在同一间大病房里的20多个普通老百姓，也没有想到他是一位将会被中国现代文学史记住的重要作家，是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投身革命的“高干”，更没想到他会死在普通百姓中间，死得这么仁义，不吵不闹，不兴师动众，静静地默默地温慈地告别了大家，让人感到生死就在呼吸之间。

——这就是秦兆阳的风格。

大约七八年前，在北京召开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秦兆阳没有出席这许多年一度的“文坛盛会”，选举的时候却得票很高，在前几名之列。当时没有人公开说破这一现象，但有相当多的人记住了这件事，并生出许多感触……

因为秦先生自1978年复出文坛以来，不“炒”别人，也不被人“炒”。但他从不对别人使用的各种“炒”术发议论。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用什么办法，使自己成功地躲开了文坛的热闹，几十年来在所有著名的会议上、在电视上，绝对找不到他的影子。

可他本来是一个无处可躲的人。50年代初，先以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向世人证明了他是一个深刻有力，大气磅礴的作家。继而以《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为题，发出雄浑的强音，震惊文坛，被批判了20年，被摘引了20年。无论批判者或称颂者都无法超过他，这篇文章成了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巨石。在他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期间，披坚执锐，扶植新人，当代许多知名作家的处女作或成名作是经他的手问世的。

此后到广西过了20年“右派分子”的生活，“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之后重新回到北京，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当代》杂志主编。用冯牧先生的话说，秦兆阳是大作家、大编辑家、大评论家。这样一个人物能往哪儿躲呢？

况且他又多才多艺，早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我见过先生为我画的墨荷翠鸟，笔风飒飒，墨浪滔滔，荷杆高二尺，一笔贯到底，挺直灵逸，雄健质朴。时下正是“全才”走红的时候，先生却默默地躲开了时尚。他并不轻视时尚，也不鄙视喜欢热闹的人，有热闹才叫文坛，才叫社会。直到去世他没有出过一次国，当然也不是因为没有机会。我不想以出国与否论雅俗得失，我就出过国，到国外看看是我所希望的。提起此事只想印证秦兆阳的性格，想知道他是怎样消除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诱惑？

他，隐逸而不逃避，沉博而不孤傲，超拔清脱而不落落寡合，清雅而不闲适，热忱而不偏激，深邃而不沉郁，旷达而不圆滑。所以他不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组织活动的人并不记恨他。人们习惯了他，但没有忘记他，且越发尊敬他。

当今文坛被人爆炒、被人议论、被人艳羡的人不少，被人尊敬或者说值得尊敬的人不是很多。提起秦兆阳，人们很容易生出一种敬意。他躲开热闹却没有躲开人们的尊敬，这简直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奇迹。他的突然去世同样也使许多人对他的生命生出一种崇高感。

历来文坛上少不了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秦兆阳以前是否和人结过恩怨不太清楚。应该说，他被打成“右派”就是搅入一场大的是非当中去了。他为文个性雄强，喜欢创设新说，以他的为文揣度他的为人，大概也相当锋利。曾取笔名“何直”，这样的性格可能容易得罪人。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近20年来，谁能说得出文坛上的哪一件是非和秦兆阳有关系？谁能说得出秦兆阳和什么人结过怨？

他并不是老好人。一位还健在的文学大家说过这样的话：“只有秦兆阳改过我的稿子，他敢提意见，敢改任何人的稿子。”这不是责怪，语气里带着敬意。既不当老好人，又不得罪人，该怎样掌控这种火候呢？

他爱自己的国家，却并未因这种爱没有得到回报而变为恨。他长期情绪负重、愤世嫉俗，并未转化成牢骚和叫骂，也不以嬉笑怒骂表达自己的机智和清高。自己挨过大整，并未因此而报复别人以泄怨愤。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谁没有挨过整，谁没有整过人。”对秦兆阳不合适。他关心现实又襟怀高淡，洞彻人事对生活又充满热情，厚重耿介又平正清穆，为文几近炉火纯青，为人宽展谦和、气度从容，人品与文品相契合，相映照，高标当世。

先生是文坛一团慈祥的火，温暖着人心、文心，净化着当代人文精神。他的去世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