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的铃声响了。教室，宿舍，实验室，图书馆，像开了闸门的水库，人顿时像涌出来的急流一样，去操场打球的，去食堂吃晚饭的，去浴室洗澡的，人来人往，大喇叭也开始广播了，放着民乐《喜洋洋》，整个校园就像突然起风的海面，翻起波浪。而此起彼伏的叫喊声，嬉笑声，议论声，又似腾跃在浪峰上的片片浪花。

“我去哪儿？”黄春雁不想吃饭，也不想回宿舍。教室空了，只剩她自己。

黄春雁默默地坐在教室里，她望了望窗外，见夕阳还挂在天边，离天黑下来还有一段时间，就打开书，拿出本和笔，做起作业来。但写了一会儿就写不下去了，无形的苦恼就像那顽强的野酸枣种子，有点缝隙，它就钻出坚硬的，尖尖的芽子来一样，又袭上了她的心头。

几天来，黄春雁一直沉浸在烦躁、无奈和内疚的情绪之中，特别是从彭大诚口里知道北方农业大学曾点名建议推荐陈文魁，才更加理解了她是个实实在在的顶替者，而这一切又不是她真心所为。她一遍遍地回忆与陈文魁在白桦树下那情深意浓的情景，在那个月色浓浓的夜晚，她曾几次冲动，想以身相许感谢并铁心永远做陈文魁的妻子。她终于理智地抑制住了自己。后来，事情是那么突变——从让杜金生在吉普车下那样荒唐而难言的糟蹋，到探头列车车窗口含泪呼喊着陈文魁的名字，不，应该说是一种含恨告别；从到大学迟迟不给陈文魁写信，漫漫长夜辗转难眠，到红笔写出绝情书，以至徐亮、杨金环领着陈文魁父母来到宿舍；从同学和老师的为自己辩解争论，以及受丛娟娟和学校生活气氛的感染，自己感到就像站在一架平衡木上，经过浑浑噩噩地东扭西歪，甚至险些摔跌下去，如今算是站住了脚跟，情绪日渐好转起来。其实，黄春雁在读高中时就非常渴望上大学，那时候，她学习成绩好，每次考试都是班级的前几名。现在她只有一个想法——要好好学习，争取留在学校或者农研机关。但她还常常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惦想，陈文魁也不知怎么样了，要是真的自己混好了，可以不结婚，可以供养陈文魁，但无论如何是不能再回去了……

黄春雁这么想着，心情又平静下来，教室里只听见“沙沙”的写字声，还有紧张的吸鼻子的声音。“哎！”丛娟娟突然出现在教室的门口，笑盈盈地冲着黄春雁喊：“大学生，都放学了，怎么还用功——不要命了？”

“娟娟！”黄春雁被丛娟娟突如其来的喊声惊得不知所措，下意识地从座位上站起来。“雁子姐，我一下班就来了，她们说你在教室，我就直接来了。”丛娟娟笑着说着向黄春雁走来，“我来找你，你不会以为我是赖皮赖脸吧。”

“娟娟，”黄春雁不知说什么是好：“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丛娟娟大咧咧地坐在黄春雁前排的座位上，打量着教室：“你来学校这么长时间，我还是第一次进你们教室呢。”她说到这儿，语气酸溜溜起来，“看来，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还是比不上你们这些大学生呀，吃住不说，连教室都这么宽敞、明亮呀。”

黄春雁寻思过味来，然后坐下说：“你知道，我也是无意识才得到这些的。”丛娟娟叹口气站起来，又变得阴阳怪气：“当年，咱们在八连铺挨铺是荒友，是知心好姐妹，我赞同你不和陈文魁交朋友了，完全是为了你，没想到，求你陪我和彭大诚坐坐吃顿饭，你凑乎的比我还热乎——”

“娟娟——”黄春雁听出丛娟娟这是话里有话，就坐不住地站起来：“快别这么说呀——”“真拿你没办法，算我小心眼儿。”丛娟娟摁了一下黄春雁的鼻子，一转话题问：“我是有急事才来找你的——你知道不，陈文魁得精神病了？”她见黄春雁像谈虎色变一样，一脸惊慌的神情，又说，“被送进精神病院了。”

“你怎么知道？听谁说的？”黄春雁的身子不由得向丛娟娟凑去。“我亲眼看见的。”丛娟娟活灵活现地说：“省农科院在城郊边上，它附近有个精神病院，还是个汽车站点。前天，我乘大客车上班，大客车在精神病院门口站点停车的时候，我亲眼看见的，是杜金生那个老东西坐的那辆吉普车把陈文魁送到门口的。”

黄春雁急忙问：“都谁来了？”“徐亮，”丛娟娟不眨眼地瞧着黄春雁说：“还有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大概是陈文魁的父母。”

“知道了。”黄春雁并没有像丛娟娟所想象的那样，目瞪口呆，甚至会当她的面昏晕过去，而是平静地坐下，说：“也是你说的这些人，到我住的宿舍闹腾了一阵子，还说了些不中听的话。”好事儿的丛娟娟一听，探探身子问：“怎么闹腾？还说些不中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