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丁飞抵上海，见到了江青，才知道内中的原委：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写出一份《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两位“大秀才”——陈伯达和张春桥，参加了修改工作。陈伯达也只是“客串”，一起看过几回电影。张春桥算是参加较多的一个，但也没有出席全过程。由这两位“大秀才”参加修改，说穿了，也就是把江青那些琐琐碎碎、唠唠叨叨的话，上升为“理论”。

陈伯达不愧为“理论家”，谈了两点很有“水平”的意见：

第一，“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注：十七年指一九四九年到当时的一九六六年），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注：王明三十年代在上海所实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转为右倾机会主义，此处，不知为什么“理论家”把王明说成右倾机会主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对于陈伯达的指点，江青欢欣鼓舞：“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两位“大秀才”为江青捉刀，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三千多字增至一万字。

江青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颇为重视，亲自作了十一处改动。内中最为重要的改动是在原文“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句之后，毛泽东加了一句：

“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三月十日，刘志坚按照江青的通知，再度和陈亚丁飞来上海。江青给刘志坚看了毛泽东对《纪要》的修改。于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一起，又对《纪要》进行修改。

三月十四日、十七日，毛泽东又两次修改《纪要》。毛泽东在十七日写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

既然毛泽东“觉得可以了”，《纪要》也就可以定稿了。这时，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字，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面所加六字，极为重要，使江青变成“师出有名”、“名正言顺”，是受“林彪同志委托”而“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同时也提高了江青的身价，提高了这个“一人谈”的“座谈会”的地位。

既然是“林彪同志委托”，《纪要》必须得到林彪的首肯。于是，江青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致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二月二日至二十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十九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

林彪那时在上海。他收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附来的《纪要》大字排印本，知道经毛泽东亲自阅定，他当然双手赞成。他对《纪要》不改一字，批转军委常委们。林彪找来刘志坚、陈亚丁，请他俩起草了一封致贺龙等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们的信。

当时，中员军委主席为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此外还有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